鲁迅第一次打官司

鲁迅先生一生用笔作武器，写出的文章是令反动派望而生畏的投枪和匕首。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鲁迅用笔作武器，打了许多有关各种思想及文化思潮的“笔墨官司”，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但鲁迅也曾聘请过律师，拟通过法律“打官司”的事，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鲁迅先生之所以不朽

剑箫在7月1日的《新民晚报》上撰文指出：鲁迅先生逝世迄今已有70多年，人们仍然常常要说到他，这不仅仅因为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述，人们在鲁迅身上还能得到十分有用的东西。有三副悼念鲁迅的挽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鲁迅的价值。其一，是蔡元培先生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尤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其二，当年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一友人撰成挽联：“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钱，不变节，是我导师。”     

失败是成功的一分子

鲁迅有一首《自嘲》，其中两句最为世人熟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被注为“人民大众”，这是一个有意无意的误注。其本意，孺子就是孺子．是先生夫子自道而已。先生怜爱自己的儿子．愿意给儿子当牛做马。加上“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几句诗，都显示出鲁迅为父的慈祥一面。去世前，他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七条“遗言”，其中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儿小事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自己做主的舌头

闻一多先生曾在《掌声与决议》中写道：“看多了苏联历史上的档案，掌声两字在我眼前出现的次数如此频繁……其频率大概只有电脑才统计得出来。领导人讲话的记录稿上，到处都是‘掌声’。     

你说我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人民”二字第一次立于“政府”之上。人民在上，政府在下，这是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主席阐释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做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鲁迅是谁? 鲁迅在哪?

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和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先生在5月22日的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鲁迅是谁?》,并以此为演讲稿,多次在纪念鲁迅的活动中演讲:“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们的想法,发出我们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们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对父亲和祖父的理解和认识”。周海婴先生和周令飞先生认为,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现在要“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把鲁迅重新归位于文学家、思想家,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重估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让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     

细节中的鲁迅

鲁迅的俭朴 在北平时期。鲁迅虽然和母亲、朱安女士住在一起。过的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的生活。孙伏园注意到先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他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周老太太对孙伏园说．先生身上穿的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裤子。已经补过不知多少回，她看不过去，为他做了一条棉裤，可是先生就是不穿。他对孙伏园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     

融革命于文学 融文学于革命──鲁迅为真理而战斗的不屈精神与辉煌业绩(三)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还说：“我没有大刀，只有一支笔……”确乎，鲁迅就是用他的一支笔而充当了中国的脊梁的。他的笔，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不屈的、坚韧的战斗和永无止境的开拓，他的不懈的、执着的追求和永不停止的进击，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都是脊梁，都是大刀，都是极可宝贵的财富，都表征着真理与正义。“从喷泉里出来…     

论埋头苦干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当今时代，我们切不可因为形势较好，便志得意满、有恃无恐，误认为经济发展能从天而降、指日可待。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完成历史伟业，创造国家辉煌。     

鲁迅的真伪

１９２８年春，鲁迅收到一位女大学生马湘影的来信，说年初在杭州孤山承蒙先生允许，给我经常通讯并指导……鲁迅当即回了一信，说我已十年没到杭州去了，孤山见面一事，纯属子虚乌有。鲁迅又托住在杭州的青年作家许钦文打听，才知道是有一个姓周的人，在城外教书，自称“鲁迅”，说他作过一本《彷徨》，销行八万册云云。 这段冒充鲁迅的历史轶事，最近在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中播出了。情节有点变动：鲁迅和许广平站在假鲁迅院外土墙边，听他如何陶醉自吹。他俩淡淡苦笑，一走了之…… 这个骗子属于“小儿科”，鲁迅并没有愤怒揭发，…     

李大钊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李大钊和鲁迅生长在同一时代，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李大别把鲁迅看成是“在文化革命的战线中”的“一面大旗”；鲁迅则把李大利当成“革命的先驱者”，他“愿意遵奉”命令的“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鲁迅和李大别的友谊始于编辑《新青年》的时候。鲁迅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发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     

夏瑜的自觉

191 9年 4月 2 5日的鲁迅日记写道 :“夜成小说一篇 ,约三千字。”这就是短篇小说《药》。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的一个多星期 ,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历史强大的脉搏从遥远的地层下传来 ,被敏感的鲁迅先生感觉到了、捕捉到了。《药》是为了纪念那场已经逝去的革命 ,以及在革命中殒身不恤的先驱。而鲁迅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自己的纪念 ,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有人说 ,《药》是鲁迅为作为同乡的“鉴湖女侠”秋瑾而写的———从汉字本身复杂的影射功能来分析 ,“秋”对“夏”、“瑜”对“瑾” ,简单而明了 ,无须再作进一步…     

当民主“沦为一种庸俗的工具”

对专制政体情有独钟的先生们在论证中国之不适宜建立民主制度时，总会抬出这样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国民素质太差，以至于难以承担起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所要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虽然那些奉民主若神灵的思想家们早将此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我总觉得说中国人缺乏民主意识（或素质）倒也不全是污蔑。鲁迅先生就曾将旧中国数千年历史划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这“公民”与“奴隶”间的距离在我看来绝不会小于人类与猿猴之间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显现在外观上，而前者体现在思想上。     

路的断想

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岁月长长路长长》，引发了我不少有关路的联想与思考。一前不久，美国的一篇研究报告称：汉字能治病、其科学性如何，我无法论定。但汉字能给人以启示，引人去深思，甚至能使人顿悟某种哲理．却是确凿无疑的。比如这“路”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其表征及内涵是：各种各样的人，能走出（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在一条路上不管有多少人在走，总有一个勇于探路的先行者。没有勇气，便没有探路者；没有探路者，便没有路。三新加坡有一部…     

鲁迅买书及其他

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936年10月19日,一面印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在鲁迅先生瘦小的躯体上。“民族魂”三字,是对鲁迅的巨大精神影响力的深刻写照。     

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到今年10月19日,鲁迅离开我们已经70周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就是要深刻认识鲁迅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时期所产生出来的思想巨人和伟大的爱国者,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是鼓舞中国人民创造新的历史的不竭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评价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早在1937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明确指出:“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     

重新认识鲁迅的“个性主义”和“自我”精神——兼谈克尔凯郭尔与鲁迅的联系与区别

本文简要分析了鲁迅先生“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和“自我”精神与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人是精神”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重点分析了鲁迅先生所追求的“自我”精神的内涵和意义及其在当今社会对重新获取失落的价值尺度的指导作用。     

我敬重这样的人——记我的朋友廖东凡

6月21日早上一到办公室，就收到一摞书。一看，是“廖东凡茜藏民间文化丛书”。我翻开扉页，习惯性地想借“雅正”之机，瞻仰一下作者的手笔，但却发现扉页上干干净净不着一字，再一想，可不是吗。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被我称作廖公的、被藏家儿女唤作“格小廖啦”的廖东凡啊。     

我敬重这样的人——记我的朋友廖东凡

6月21日早上一到办公室，就收到一摞书。一看，是“廖东凡茜藏民间文化丛书”。我翻开扉页，习惯性地想借“雅正”之机，瞻仰一下作者的手笔，但却发现扉页上干干净净不着一字，再一想，可不是吗。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被我称作廖公的、被藏家儿女唤作“格小廖啦”的廖东凡啊。     

有畏有无畏

季羡林先生在谈人生的系列随笔中，有一篇短文叫《有为有不为》。文章开宗明义：“‘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紧接着指出：“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