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是在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密切接触与合作的地区架构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东盟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倾向。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主要表现于政治安全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东盟在促进与其对话伙伴合作中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维护其中心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鉴于自身体制机制、实力、能力和政治意志的限度,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仍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制约着其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支持东盟发挥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顾及东盟在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利益关切,期望东盟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增强动力。     

莫迪政府印太外交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大胆开展印太外交。莫迪政府印太外交的重点位于印度的东方,大体可以分为环孟加拉湾区域、东盟本土区域和西南太平洋区域等三个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一体的组成部分。针对不同的区域,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目标不同,措施各异。环孟加拉湾区域属于印度的首要利益区,印度追求主导地位,大力推动环孟加拉湾次区域一体化进程,挤压了东盟的地区事务主导权。西、南太平洋区域是印度的次要利益区,印度重视与民主政体大国的合作,谋求获得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平等地位,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起到了稀释作用。东盟本土区域是印度首要利益区和次要利益区的交汇地带,扼守印度进出太平洋的东大门,但囿于实力不足,莫迪政府在该区域主要采用有选择地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策略。总体来看,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冲击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对印度-东盟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东亚经济台作的新抉择：TPP还是RCEP？

为配合战略东移,美国力推TPP,对东盟主导的亚太经济一体化造成冲击,催生了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国组成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两种机制的并存、经济一体化标准一高一低,弱化了东亚经济一体化,以及体制后的大国博弈使亚太各国面对TPP、RCEP难以抉择。中国应加快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让东亚国家受益。以增大RCEP的吸引力。     

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

RCEP强调“东盟方式”以及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承诺对较不发达成员实行特殊与区别对待的政策,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是本地区既有区域合作的延续和发展.鉴于内部整合和处理与TPP等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关系上的难度,中国应积极推进RCEP谈判,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谈判的艰巨性.当务之急是选择优先开放领域,凝聚RCEP参与国的共识和信心,实现RCEP谈判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之间的相互促进,并且摒弃RCEP与TPP对立冲突的思维.     

东盟“中心地位”的建构和维续——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国际组织模式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东盟众多文件不断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内涵和本质上看,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对外协调区域关系的两重内涵,实质上是东盟对地区事务自主性的追求。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东盟“中心地位”代表着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制度优势,为东盟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提供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地区程序和规范的本质,使其维续与东南亚地区机制的变迁相挂钩。基于此,文章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根据东盟的组织能力、谈判方式,以及其他组织的介入来探讨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维续的因素,并归为内生动力和外部干扰两个层面。在内生动力层面,有效的制度框架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优势基础,东盟的团结凝聚能够加强东盟整体应对问题的能力,“东盟方式”的践行则是通过特定的规范影响地区议题的谈判,三者是推动东盟“中心地位”自我维续的动力,共同支撑东盟在对外交流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外部干扰层面,东盟对大国关系的协调作用存在限度,域外大国竞争关系的激烈程度往...     

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大国关系缓和、各方支持以及保持战略自主性与平衡性为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但当下美国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等机制更多参与地区事务,这些均对东盟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试图通过概念、规则与合作领域等的重构,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缅甸政局变动和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东盟努力的成效有限。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妥处大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应正面回应《东盟印太展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对接,支持东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     

共同应对内外挑战 努力维护“中心地位”——东盟2022年回顾与2023年展望

2022年,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持续肆虐,乌克兰危机升级,东盟面临一系列内外风险和挑战。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东盟：共同应对挑战”为主题,以推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建设为核心事项,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构建以人为本、共同发展的东盟共同体,维护东盟统一性和“中心性”。这一年,东盟多次派特使访问缅甸,积极推动缅甸和平进程。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成为第11个东盟成员国,实现东盟扩容。经济上基本克服疫情影响,重视旅游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强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对外关系上积极应对大国博弈,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合作,将东盟与美国、印度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成员国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努力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外交网络。展望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以“东盟事务：增长的中心”为主题,聚焦东盟内部事务及经济增长中心两大方面,加强东盟能力和有效性、维护东盟的团结及东盟中心地位,促进东盟经济发展。东盟将共同应对国际形势中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东...     

RCEP知易行难:兼论TPP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刚刚启动的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在成为改变地区发展前景,实现东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议程。鉴于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开放现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TPP发达成员在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的诉求,RCEP很难在2015年以前顺利建成。单纯的经济融合还不足以使东亚/亚太区域合作实现所谓的"纳什均衡"或"帕累托最优"。面对TPP的挑战,要想把RCEP作为实现亚太区域一体化的主要路径,还需要中日韩三国共同推动和支持东盟协调与推进。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制度选择"能力,未来东亚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走向从根本上将取决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政策选择。     

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制度研究

数字技术发展使得传播权的扩张动摇以复制权为根基的传统版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过滤义务对“避风港原则”产生变革、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制度产生冲击等。在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各国版权立法对数字版权中传播权及相关核心制度的回应程度不同,中国数字作品走向东盟国家面临缺乏法律有效保护、缺乏版权登记与交易协作机制、缺乏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RCEP契合了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的内在需求,中国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涉外数字版权保护立法,以传播权为核心,体系化重构数字版权保护制度,建成中国特色的数字版权保护示范体系,推动东盟各国数字版权保护制度调适,并建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法律协调机制。     

中越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分析中越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在新时期两国携手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思路。     

广域一体化新视角下东亚区域合作为何选择RCEP而非TPP?

本文采用广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对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合作应选择TPP模式还是RCEP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对TPP和RCEP两种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介绍,再分析了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四大经济体对TPP和RCEP的不同态度,接着比较了TPP和RCEP的具体特点对东亚的影响,最后研究了东亚区域合作选择加入TPP或RCEP将会产生的不同利弊情况。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后危机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目前选择RCEP模式更有利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发展。     

TPP和RCEP博弈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前景

当前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许多新特征.比如多框架、多层次、高标准、广覆盖,突出战略利益等非传统收益.但是,实施区域贸易协议(RTA)战略的潜在风险也开始暴露.过多的RTA相互交错重叠,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增加经营成本等负面作用.这些因素导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趋势,出现TPP和RCEP竞争,亚太地区面临制度性分裂和碎片化的局面.如何恢复APEC活力,在APEC框架下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是一个巨大挑战.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思路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需要增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国际化的共识,加快与东盟对接机制的衔接,设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体系,争取国际机构的支持,营造优良的政策环境,并明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国际化发展的重点。     

东盟与印度“10+1”合作机制的发展

"东盟+印度"指的是东盟与印度的合作,和"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一起构成了"东盟+1"即"10+1"合作机制,最充分地体现了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核心作用。"东盟+印度"在"东盟+1"合作机制中诞生最迟,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印度为此正在努力。     

中国-东盟对话30年: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

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长期以来,基于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双方经贸合作硕果累累,2020年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为双方下一阶段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实施等,都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和新活力。虽然面临诸如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干扰和贸易投资不平衡等新旧挑战,但只要双方坚守对话与合作的精神,不断提升战略互信,就能克服种种挑战,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推上新台阶,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新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挑战与前景－对东盟“合作安全”的再思考

世纪之交 ,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 ,人们普遍认为“综合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形式。东南亚作为世界上相对稳定的地区之一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流 ,而冷战结束导致美国收缩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后 ,这一地区的安全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影响地区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 ,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 :如民主与政治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军备竞赛以及最近的“9 1 1”事件后的恐怖主义等都严重恶化…     

论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

本文论述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和合作,认为伴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可逐步实现相互对接,并将取得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的经济效应。     

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转型与东盟的角色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关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关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与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

东盟成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在人类发展、社会福利和保护、社会公正和权力、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东盟身份认同等领域内开展合作,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以推动东盟社会文化发展。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经验有相通之处,坚持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政府交往和民间交流并重的方式进行合作。以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成立为新契机,中国应正确认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现状、中国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定位以及中华文化在东盟的影响力,以推动中国—东盟社会文化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主权观念与地区合作——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例

主权观念对地区合作的影响体现在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等方面。主权观念有利于建立行为者间基本的信任,推动地区合作。但由于各国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难以消除的防范心理,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也难以实现。在中国-东盟合作过程中,主权观念既为合作的平稳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推动了合作的迅速发展,但也在观念逻辑和现实纠纷上阻碍着地区意识的生成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主权观念根深蒂固既与传统价值体系的延续有关,也与近代以来受屈辱的历史记忆有关,同时也受国家发展阶段与现实利益考量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长期稳定性,因而在主权观念问题上,短时期内地区各国都无意也无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