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防范在先 打防并举——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罗发勤谈加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

最近,记者走访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罗发勤同志,请他就打击与防范贪污贿赂犯罪问题发表意见. 问:请从战略高度谈谈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答: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根除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几个斗争高潮,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那些趁改革开放之机进行贪污贿赂犯罪,破坏经济建设的蛀虫,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活动还很猖獗,犯罪的数额愈来愈大.今年上半年查获的769件贪污贿赂罪案中,万元以上大案达330件,占立案总数42.9%,贪污数额最高的已超出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张思卿谈惩治腐败

今年新当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素以执法严格、打击犯罪严厉著称。对于当前依然严重存在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这位中国首席检察官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反贪污贿赂的主管机关,将加大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力度,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的成效!     

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当前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仅难以适应新形式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刑法理论,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论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涉黑犯罪四条标准的执法差异

我国刑法关于涉黑犯罪的条款,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新增加的罪名条款——第294条。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情况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我国涉黑犯罪依法量刑的司法解释。其中重点规定了涉黑犯罪的四条标准,即是否称霸一方、是否存在严     

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通过分析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可知,我们应该从确立坚定信仰、加强监督、加大打击力度以及建立健全科学的反腐制度等几方面预防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     

坚决查办 依法惩处——高检副检察长梁国庆谈反腐败斗争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检察机关将加大反贪力度,采取几项新的措施,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活动。这位检察长首先介绍了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状况及主要特点。他说,今年1至7月,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罪案27923件,立案侦查13441件。其中,万元以上大案5971件,有17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因贪污     

论盗窃罪量刑规范化的缺陷与完善

盗窃犯罪是比较常见和多发的一种犯罪,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盗窃行为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不断地深化,从而使得盗窃罪原有的量刑标准已经不能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盗窃罪内容的修改,使得《量刑指导意见》在量刑规定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缺陷。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盗窃罪量刑的具体规定,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盗窃罪量刑进行科学的完善。     

贿赂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研究

现行贿赂犯罪行为立法客观方面规定存有问题。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有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而目前我国立法中仅将收受有形财物行为列为犯罪，范围过窄，宜将非物质利益列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客观方面。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论介绍贿赂罪存在之必要性

无论是主观说、客观说还是立法者意思说都无法对为何要单独设立介绍贿赂罪作出圆满的解释。介绍贿赂罪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具有独立成罪之必要,介绍贿赂罪不是贿赂类犯罪的共犯,而是实行从属性之例外,成立此罪不要求贿赂类犯罪达到了着手阶段,只需行为人实施了介绍贿赂行为,即成立此罪的既遂。如果没有介绍贿赂罪就无法处理正犯未着手的行贿行为,而介绍贿赂罪可以堵截处罚漏洞。对介绍贿赂行为加以打击,符合加强对腐败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且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犯罪"情节的思考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对其前提条件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和把握 ,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认识。在本文中 ,作者在对刑法中的“情节” ,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等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之后 ,认为量刑情节具有决定宣告刑、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因此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规定的“犯罪情节” ,应作量刑情节理解。     

浅析唐代保辜制度之因果关系保辜的特点

保辜制度其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的期限,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定罪量刑。在现存的中国古代诸法典中,对保辜制度记载最早的当属《唐律疏议》。在《唐律疏议》中,根据保辜制度的内容和刑法功能分类,有因果关系的、处罚条件的及减刑的保辜三种。唐代保辜制度的一般功能是确定因果关系。意图阐明因果关系保辜的适用范围、保辜期限和因果关系,展现唐代因果关系保辜的特点。     

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

性贿赋古已有之，危害性极大，其影响并不亚于财产贿赂，刑法应尽快增加此犯罪规定，才能有效打击和遏制性贿赂行为。透过当今社会存在的官场腐败新景观——性贿赂现象，从性贿赂的现状和危害谈起，论述增设性贿赂罪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立法加以惩治。     

“黑箱”证明及其纠偏——以“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证明和传统犯罪存在不同。“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的犯罪成员、被害人和犯罪资金较多,查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关于具体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份额”更是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常以“综合认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认定,出现了“黑箱”证明。“黑箱”证明不仅会影响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也容易引发具体犯罪人的量刑偏差。“黑箱”证明的纠偏需要补强量刑证据,优化印证,同时也需要推动刑事诉讼思维理念的现代化。     

对行贿人也要严惩

正一名担任公司董事的内地女子,去年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以专业人士身份申请来港工作,因涉嫌为加快其申请批核,向香港入境处职员寄出一张6千元支票作为"服务费",被香港东区法院裁定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成立,判监12个月。对行贿犯罪,任何国家都持反对及打击的态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刑法》对     

西方反腐领域新举措从“各自为政”到“双剑合力”

<正>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及国际组织都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而努力。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形成了两股打击腐败犯罪的力量,即政府机关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公法权力,社会组织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私法制度,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腐败犯罪。然而,这两股力量却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西方社会出现的打击腐败犯罪的新模式——双剑反腐,同时出力,以补充传统的反腐手段。这     

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与有关法律的调整

目前,贪污贿赂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上升,大案要案持续增长,案件涉及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贿赂金额越来越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法律体系不完备,使得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坚持预防和严惩并重乃是治本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