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流动问题

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是其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相糅合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代际传递沿袭其父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城镇化浪潮的趋势下,从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户籍变动方面,表现出其在竞争的马太效应下呈现的阶层流动固化的倾向。职业结构、教育程度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存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加强职业教育增强后致性因素力量、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入手,可保证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序流动。     

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研究

作为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以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令人堪忧。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从主观能力提升、渠道拓展、制度化和组织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等方面做出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政治资本仅对男性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亲友网络关系仅对女性有持续的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仅对初次职业地位有正向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回报，而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和高同质性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需要给予其更多的受教育和异质性关系建立的机会，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弟学校问题探析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催生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诞生.农民工子弟学校满足了部分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保障了部分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目前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存在着体制限制、政策和经费支持缺失等问题.农民工子弟学校该何去何从?在分析其生存境遇及原因的基础上,探寻其未来发展出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聚焦成长、凝聚活力:哲学社会科学助力青少年教育与发展——“北京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基地”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青少年的教育与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一个高度流动与代际分层的时代,传统的组织模式正面临21世纪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的多重挑战。例如,"留守儿童、第二代农民工、80后、90后、网游少年、蚁族、北漂一族、@群"等等青少年形象已经不是传统的教育、组织和认识模式所能把握的,它们构成了新世纪青少年必须重新认识的对象和范畴。只有放宽视野,立足社会这个大舞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系统研究功能,才能认识并理解当前社会     

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处"二元结构"与"二元区隔"的夹缝之中。城市是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敏感地区,随着近几年舟山城市化和少数民族散居化进程的加速,舟山群岛新区也日益面临多民族共处的问题。本课题以舟山群岛新区的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选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流动特点及模式、社会关系、宗教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描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指出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困境成因,并提出提高和拓展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思路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道德信仰现状及改进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信仰是农民工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新的特征，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特征，他们的学历更高、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维权意识更浓、开放意识更强。他们的道德信仰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他们市民化的程度和城乡的和谐大局。胡锦涛曾指出，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社会，农民工内部已出现代际的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当代农民工的主体，解决好农业、农村、     

教育公平与代际流动：罗尔斯“社会公正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接受教育作为一种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渠道的功能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的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固化现状背后隐藏的地位获取机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的代际流动状态,先赋性因素对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借鉴意义在于：第一,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证个体机会均等;第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社会职位的开放性,以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     

关于当前代际流动性问题的思考

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一般来说,决定代际流动性的不外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个人奋斗三大因素.确切地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主要是后二者对代际流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接近于开放的不平等社会.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带来二种对立的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力量.加大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合理分配,改变社会不平等结,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去改变未来,是提高代际流动性的途径.     

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

在城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越来越多、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的同时,"招工难"现象却并未因此减少。在对"招工难"现象的解读中,供给总量的增速减缓是一个方面,农民工职业的高流动性也不容忽视,因为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不仅造成企业用工成本增加,而且因摩擦性失业的上升放大了市场用工的紧缺现象。本文在基础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的分析框架,拟从个体特征、经济水平、流动经历和职业满意度四个方面测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新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形成了较高的求职期望,但农民工难以从提高的教育投资中获得物质利益,因而职业流动性增强,流动经历没有对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产生惯性的持续影响。与客观的工资水平相比,主观的工作发展、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满意度才会对职业稳定性产生显著正效应,且尤以工作发展满意度最为重要。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当前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对策思考

农民工流动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本文就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解决农民工流动问题的主要思路和具体对策建议。     

关于南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都非常关心、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为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做了许多努力和工作。家庭、学校、社区则共同为农民工子女撑起了一片蓝天。然而，目前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主要面临部分还在民办学校就读，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较少；学习环境差，学习用具缺乏；学习能力不强，学业成绩较差等问题。改善农民工子女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资源：农民工主动参与各类学习培训，改善家庭经济、教育状况；学校进行规范教育管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教育环境；公众提高认同程度，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探微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应该发挥其公益作用，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让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到城市大熔炉中来，把为农民工服务落到实处。     

农民工流动类型的分析及政策建议——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为例

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及其利弊。在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主要输出地（如浙江）,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类型有远距离流动和近距离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和弱关系网络型流动。但这几种类型的流动弊多利少,既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引导和鼓励,促使我国农民工流动实现从远距离流动向近距离流动、从就业型流动向定居型流动、从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向弱关系网络型流动的转变。     

对我国农民工代际差异的分析与思考

针对当前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破解代际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差异与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联动分析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民工的核心群体.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却仍存在诸多障碍,社会差异、社会排斥问题成为社会融合的主要困难.本文选取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为研究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差异、社会排斥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特别是考虑到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两个方程残差项相关,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和Bipr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联动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年限、技术级别、家庭负担、心理落差四个因素影响显著,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差异、排斥,促进社会融合的若干思考.     

从排斥到融洽：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以宁波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宁波市针对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初期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制度改革，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宁波的实践说明：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既需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等社会外置性条件的改革，也需要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后致性因素的提高，双方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融洽。     

农民工流动动因及特点研究综述

"流动性"既是农民工存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也是当前解决农民工就业、教育等问题的症结所在。研究农民工的"乡-城"流动对认识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以及预测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势态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基于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其城市融入呈倒"U"形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机会习得"城市性",并在群体间"接触效应"中"去污名化",从而越有可能实现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一城市居住分异的"客观事实",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对其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