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限制完全赔偿的规则

现代合同法限制完全赔偿的规则有可预见性规则、减损规则、过错相抵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来源于英关法的可预见性规则在比较法上较德国法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居于更有力的地位,为CISG等国际法律文件所采纳。减损规则与过错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应以时间来划分,过错相抵规则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而减损规则分管的是损失扩大的阶段。过错相抵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发生竞合时,损益相抵规则应优先适用。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对损益相抵规则做出规定。     

合同法减损规则及损益相抵规则的效率分析

减损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是合同法克服违约赔偿效率损失和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他们使双方当事人成本内化和联合预防成本最小化,实现了违约救济的经济目标和合同剩余的最大化。这两个规则的结合实现了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激励,使当事人的事前及事后行为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体现了合同法对当事人行为的正确激励,体现了法律与经济学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过失相抵规则之比较研究——以违约责任为视角

大陆法系中的过失相抵可以适用于违约责任,且多将减损规则吸收其中;英美法系中的比较过失和助成过失只有在违反合同义务的同时也违反了侵权法上的义务时,才适用于违约责任,且与减损规则并列;造成这些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违约责任所采用的归责原则不同.我国合同法归责原则采双轨制,因此过失相抵可适用于违约责任,且与减损...     

论预期违约情形下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

预期违约制度和减损规则的合理性在于它们能够促进经济效率。我国合同法规定有预期违约制度和减损规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了,这尤其表现在预期违约情形下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应该遵循效率进路,确认预期违约情形下的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起始于对方确定的履行拒绝。当对方的履行拒绝的信息模棱两可时,可以借助于请求提供履约保障的方式予以确认。     

财产不当减损行为的规制体系

财产不当减损行为系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或者虽不存在恶意,但是在客观上使责任财产不当减损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利益构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危及了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以民商法中的多元规则体系进行规制,却存在规则零散的缺陷。英美法系国家则利用财产不当减损行为专门法和破产法的二元体系进行规制,但具有繁杂的弊端。为了更高效地遏制财产不当减损行为,维护债权人利益,我国可以通过统一路径或续接路径整合现有零散的规则。统一路径即建立以财产不当减损行为规制法为核心的一元规制体系,理顺债权人撤销权、破产撤销权、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和破产无效行为制度的要件,使该四种制度形成连贯的逻辑体系。续接路径即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通过续接规则使《民法典》与《企业破产法》有机衔接。     

违约责任中损害赔偿限制规则之新探--兼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考

在违约责任中,损害赔偿各国合同法皆采完全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是民法公平原则与等价有偿原则的必然要求.但基于违约行为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对损害赔偿做出合理的限制.各国民法亦皆规定了违约责任中损害赔偿的限制规则.在我国合同法或司法实践明确规定,采用的合理预见规则、减损规则、过失相抵规则、损益相抵等规则之外,兼参考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关规定;并提出了损害的远隔性规则、衡平规则等规则.     

浅谈遵守WTO规则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

我国根据自我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国际形势的需要，已经加入了WTO。自觉遵守WTO的规则，成为我们搞好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理解WTO规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内涵、正确认识WTO规则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二者的相互关系和正确处理与二者相关的法律问题，是值得探讨和深刻思考的。     

WTO与中国金融信托业的法律完善

WTO规则关于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基本要求，对中国的信托业是一个严峻挑战，现行信托业存在的众多问题，无疑更使中国信托业难以应对入世后的激烈竞争。按照WTO规则和我国承诺，我国应尽快制定与完善信托法律，保障金融信托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不宜移植“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点上,有人主张移植“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经过理性反思,我们发现“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诉讼制度、民族心理和法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相斥性,对此不可不察。     

合理预见规则适用之探析

预期利益损失获赔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原则，对原告尤其有利，所以法律在承认预期利益损失可获得赔偿的同时必需制定相关的限制原则，以保持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合理预见规则是一重要的限制措施，目前，我国的合同法也顺应了国际潮流，采用了合理预见规则作为违约损害赔偿的限制手段，但比较而言，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过于简单、笼统；为此，在司法实务中应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合理预见规则的具体适用的基础之上，探索出适合我国的合理预见规则理论，同时，对《合同法》第113条予以检讨。     

关于治国方略的几个问题

治国方略就是执掌政权的个人、集团、政党为巩固国家政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而确立的基本理念和模式、体制、主要目标、总体部署、重大举措和领导艺术。在同一执政党领导下,不同的发展阶段治国方略的具体方面会有不同,但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经过不断摸索并经实践证明,依法治国应长期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证。     

树立法治思维 提高依法治企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员干部素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更是依法治企、依法决策、从严管理、规范经营的迫切要求。     

法治理念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灵魂

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准确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对于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树立和增强法治观念

依法治国，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治国理念的重大发展和根本转变。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增强以法治、平等、民主等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法治观念，这既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在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切实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

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一些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不容乐观,存在着法治信仰缺失、法治观念淡薄、法治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关键在加强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和制度机制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理念创新探究

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应具有适当的理念根基。理清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才能祛除一些理念误区,即法制工具主义、法治与德治结合论、政府本位论等。梳理和借鉴西方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演进,我国应树立符合法治政府建设实际的四大理念创新,即:人权主义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理性,法治主义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工具理性,宪政主义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理性,服务主义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行为理性。     

析自然法及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启示

自然法思想及其所蕴涵的价值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和个人养成了信法、守法的品性,形成了刑事法治的良好运行环境;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思想包括自然法理论对我国法律的影响与日俱增,直接源于自然法理论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已经明确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但我国的法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法治之路仍很漫长。究其原因,是我国社会中长期缺乏自由、平等、安全的自然法价值。我们应在国民中培育这种自然法观念,培养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历史合理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凡是国家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中运行；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依纪依规治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