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探析

我国目前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仅限于一些法律法规的零散规定，缺乏系统性。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亟需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进行完善。应当在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和保护范围，保护模式等方面加以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构架。     

论我国个人信息权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新罪名,揭开了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序幕。我国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立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犯罪主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犯罪客观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定刑配置方面需要区别对待。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之反思

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规范体系、制度体系,必须完成对已有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对个人信息出场范式及其外延的审视,改变了传统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视角,丰富了个人信息的权能谱系,有助于系统化重塑个人信息的法权结构。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绝非是基于救济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权益损害,而是在于“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上蕴含着某项独立的人格权益。立法上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数据的模糊处理可能导致权利设置的偏差。为个人设定一项积极的支配性权利并不能让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正面设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的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研究

信息社会催生出被遗忘权,在刑事司法领域延伸产生了刑事被遗忘权。刑事被遗忘权应受严格限制,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对于理解此种权利有重要意义。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等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履行相应义务的法定条件为客观、主观和法律特殊保护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数据的使用不合法或不合理。义务类型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其中积极义务以封存和删除为主要内容,消极义务以不采集、不存储、不传递为主要内容。相应义务的履行需遵循特定程序,包括权利主体申请、法院审查与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等。为保障义务主体履行对应义务,须设置不履行的违法责任,如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人格权与合理使用

发端于欧洲国家的被遗忘权自其产生之初就饱受争议,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被遗忘权俨然成为论述纷繁的热门研究。不少学者对被遗忘权的本土化路径、制度构造、实际操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番设想。然而一个尖锐的现实是,被遗忘权存在的制度土壤究竟是什么?人们缘何拥有被遗忘的权利?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对被遗忘权理论基础研究的论文观点仍存在迥然相异的情形。本文首先从学术热议中引入被遗忘权的概念以及与相关权利的比较,接着从宪法角度为被遗忘权提供理论依据,然后从合理使用的角度对信息经济发展与被遗忘权的冲突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到被遗忘权可存的论证支撑。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冲突,其突出表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秩序和自由价值取向、秩序和正义价值取向、正义和效益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等方面。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整合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价值取向冲突的主要原则,即正义价值至上原则、兼顾原则和平衡原则。     

试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但目前,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究其原因,法律规定的局限性与不完善性制约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步伐,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有着特殊的意义.建议完善刑法修正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其表述形式要细化,对个人信息分类处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公民信息权的可救济性.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公安建设与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公安的建设为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公安机关提出了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时代命题。公安机关既要抓住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迭代更新现有工作方法,更好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宁;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智慧公安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合理规制公权力的运行,切实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防范高科技带来的风险。     

个人信息商业化及其保护

伴随产业化、信息化的深入,个人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商业领域、按商业模式运作、按商业模式处理。现行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限于隐私权,对于人格则通过人格权来保护。对于与人格相关的一般信息则缺少保护,这使得个人信息商业化缺少保护。本文在界定个人信息商业化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商业化的行为和商业化后的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分别进行分析。     

台湾地区个人信息保护之评析

在国际交往中,个人信息不仅是人权问题,也与国际贸易有很大的联系。而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就牵涉到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问题。所以,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刻不容缓。而台湾是欧陆法系中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较为先进的地区,并且拥有细致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其有力地保护了信息时代极易遭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另外还促进了台湾地区法制与国际的接轨,促进了台湾地区与个人信息有关的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对台湾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研究,关注其立法发展动向,可以为中国大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借鉴的理论经验。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 ,司法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力量。本文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其次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原则 ,应当从目前所处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次级原则地位提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个体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本文从个体被害人角度出发 ,探讨个体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以期最终实现法治社会“保护人民”的根本目的。     

人本法律观视野下人民警察权利的维护

人本法律观把“尊重人格、合乎人性、保障人权”贯彻到法治的全过程,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法律观。“人是法律的本源”、“人是法律的依归”、“人是法律的主体”、“人是法律的目的”等是人本法律观立论的依据。人民警察作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应当与其他个体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而目前我国人民警察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着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从而影响队伍的稳定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在人本法律观理念的指导下,切实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利。     

罢工权的属性、功能及其多维度分析模型

在我国已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通过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保护劳动者罢工自由(罢工权)这种自我防护、自力救济、以压力手段调整劳动关系的权利。从权利产生的机理和其属性、功能等方面分析,可以把罢工等集体争议或产业行动权纳入“人权———法律权利”、“人权———宪法权利———劳动法上的权利”、“第一性权利(目的性权利)———第二性权利(工具性、救济性权利)”,“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混合性权利(社会法权利)”、“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等分析模型,深入、系统地研究;应实现有关意识形态和“治道(governance)”的转换,对罢工等集体行动不再(主要)作为政治现象而作为(转化为)法律现象、法律事件、法律过程和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加以处理。     

浅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以人权保障为视角,可以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制度与观念方面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能够对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法治行政及其背景分析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执政党依法执政、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环节;市场经济需要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需要法律规范行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行政与之呼应;人权不得侵犯与人权需要发展要求行政厉行法治,对人权的关怀框定了法治行政的架构和内容.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人权关怀,不仅成为跨越世纪的热门话题,更构成中国法治行政的深刻背景.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注人权保障和人权发展,使中国法治行政前景明朗.     

关于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近日,中国保监会对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旧条款紧急叫停,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与日俱增。正确认识保证保险条款和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之间的关系是正确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不同于担保。借款合同尚未生效,保险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行为的约束条件分析

在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首要约束条件是政治、法律因素,其影响是决定性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是制约政府行为方式的直接决定因素,同时,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体制的不完善等是制约我国政府行为方式的重要经济因素。科技、教育、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落后也是制约我国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对信息产业领域的开放承诺,都将成为制约我国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     

论公司与股东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老问题,就公司、股东外交保护问题来说,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实现两大目标:其一,对于外国在我国国内的投资,要依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出现纠纷,要立足国内法律体系给予救济,防止其母国滥用外交保护;其二,我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我国的海外公司企业遭受损害之后,也要积极利用外交保护规则来保护我国海外国民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