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的多维向度透视——以德日"三阶层"为向度

毋庸讳言,滥觞于最小犯罪常数之争的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是违法性论域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刑法观,其争锋已衍生至林林总总的意域而彰显深远意蕴.通过历史论、本体论及语境论这三面向度的理论蓄势来勘破这一决定刑法基本立场的元命题:结果无价值具有优选性,其应顶替社会危害性理论而作为实质违法性甄别的根基.二元论徒具修辞意义.     

违法性认识不要说与必要说的理论对立与抉择

在故意范畴内是否需要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是一个聚讼争议的焦点问题。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结合刑法规定的、社会危害性主导的犯罪概念认为在成立故意犯罪时,行为人需要具备社会危害性认识,但不需要具备违法性认识,究其实质是违法性认识不要说。但社会危害性认识的价值判断存在模糊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意旨,且无深层的法理支撑,其理论根基与支持理由难以证成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置于中国刑法语境下,违法性认识与故意成立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与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对立与抉择问题。从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规范化转型出发,并对支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理由进行深入分析和深刻反思,可以发现违法性认识必要说更为合理、规范、妥当,应当予以引入和坚持。     

论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及其成立要件——以日本行政法及其判例为考察对象

违法性和过失组成了日本行政法中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的成立要件。违法性中的义务导出理论存在着裁量权收缩论和安全性确保义务论两种学说,但是日本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对这两种学说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同时,由于日本国家赔偿法对于不法行为法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引入,从而使违法性和过失的关系问题也存有异议。随着具体判例的不断增多,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多的是倾向于二元论理论。整体上看,在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的成立要件中,违法性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不履行作为义务,从形式上看是做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而过失作为主观要件与违法性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二者共同认定了规制权限不行使的国家赔偿责任。     

威尔泽尔之人的不法理论及影响

作为目的行为论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继承客观违法论和主观违法论的基础上,威尔泽尔创立了人的不法理论,开辟了刑法违法性判断的新境界,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德日刑法“不能犯”的主客观之争

德国、日本在不能犯上存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德国、日本的不同立场与该国立法相关,对主观主义学说应予完全否定;对立足二元论的具体危险说应予以反思;对立足结果无价值论的客观危险说应予以修正。由于我国无相关立法,对不能犯的探讨,在法教义学上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德日刑法“不能犯”的主客观之争

德国、日本在不能犯上存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德国、日本的不同立场与该国立法相关,对主观主义学说应予完全否定;对立足二元论的具体危险说应予以反思;对立足结果无价值论的客观危险说应予以修正。由于我国无相关立法,对不能犯的探讨,在法教义学上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为索工资制造投毒假象行为的定性研究——以王少杰假投毒案为例

在刑法中,对同一个行为的违法性,评价指向的重心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结论。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评价角度:侧重对行为的评价和侧重对客观结果的评价,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德国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刑法立场。从学理上考察,王少杰假投毒案的评价重心应当为客观造成的结果,选择结果无价值的刑法立场。     

论我国侵权责任构成中违法性要件之取舍

在我国侵权立法起草过程中,关于侵权责任构成的违法性要件多主张弃之不用。实则违法性的内涵已从结果不法向相对化的行为不法转变,能契合并引导侵权法思维方式变革。违法性与过错所承载之功能区分至为明显,违法性与立法模式之间亦无必然联系,我国侵权责任构成应采纳违法性要件。     

犯罪过失相关问题思考

犯罪过失理论处于不断的研究和发展中,犯罪过失不再认为是纯粹的心理事实而是主客观两层面的结合的构造。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犯罪过失的构造、以及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过失理论中是很重要的问题。注意义务不能包括结果避免义务,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而对此两种义务的违反,是过失的客观面的内容,也便是犯罪过失违法性的内容,对违法性的认识及认识的可能性,是从客观到主观的结合,作为构成要件过失和责任过失的认识因素之一。     

侵权构成中过错与违法性关系之定位

过错与违法性关系的处理取决于对过错、违法性内涵和属性的认识。就过错而言,通说认为其是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就违法性而言,是指侵权人无法律上的理由违反侵权法上应履行的义务而侵害他人权益。过错与违法性统一于对侵权行为的评价:前者评价的是侵权行为的意识基础和意志状态,后者评价的是侵权行为本身。过错与违法性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过错的认定一般要通过行为违法性的认定来实现。因此就侵权构成而言,应坚持过错与违法性的并立。     

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关系辨正

我国刑法理论在犯罪特征的范围内谈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将两者的冲突直接换位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冲突的理论值得商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前两个特征派生出来的法律后果 ,不应在犯罪特征中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和谐地统一于犯罪的特征之中 ,具有同等地位。立法阶段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司法阶段两者是一般特征与除斥特征的关系。     

行政公平的基本涵义和内在意蕴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对行政公平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启发意义。公共行政在其核心主体、本质要求、价值属性、公民权利、公共政策、行政行为和基本维度等方面凸显着行政公平的基本涵义。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善治理论涵摄出行政公平的内在意蕴。     

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模式

当今世界范围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已成为行政改革的全球性、国际性话语语境和分析背景,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导性话语和有效的分析范式.着眼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在治理理论的语境和分析范式的解读下,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公共性与治理性有机统一的公共治理型职能模式为目标模式.     

“无增长改善论”对我国警力拓展的启示

“无增长改善论”是英国警务理论学家约翰·安德逊提出的关于警力配置的重要理论,即警察机关在不增加人员编制、器材装备的前提下改善与提高警力。这一理论对我国警务改革过程中优化警力配置,对现有警力进行挖潜和延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女性主义对二元论的批判——身体的哲学剖析

后女性主义者从根本上挑战西方的二元论,身/心二元论成为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重要对象。唐娜.哈拉维与朱迪斯.巴特勒把身体放到后现代语境中进行了解读,力图改变父权制文化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变女性的边缘和弱势地位,建构一个多元的、差异的身份认同。     

确立行政法上排除违法性行为制度初探——基于李舒舒事件的实证分析

交警认定李舒舒负25％的事故责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非议,其主要原因是行政法上排除违法性行为制度的缺失.借鉴刑法、民法关于排除违法性或犯罪性行为的规定和理论研究成果,确立行政法上排除违法性的行为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行政法上排除违法性的行为主要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被害人承诺、自救行为、自损行为、义务冲突、损害自己法益的救助行为、客观阻却的不作为.     

企业价值理论与企业价值评估

企业价值理论是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基础,不同的企业价值理论对企业价值评估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本文研究了几种主要的企业价值理论以及它们对企业价值评估的影响,认为对于企业价值评估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鉴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我国现阶段应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理论和能够相互验证的方法才能综合评定企业价值。     

论数额犯罪

刑法理论对数额犯多作形式上的理解,认为数额犯所以为罪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践上则干脆认为数额犯是有着明确定罪标准的犯罪形态。本文从刑罚的可能性角度认为,数额犯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犯罪形态,是我国犯罪概念的立法体现,是我国犯罪构成的司法表现,“数额较大”的本质是发动刑罚的可能性,对于数额犯所表现的那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言,其罪与非罪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而是刑罚对其法益的量的限定,也是人权对刑罚权的限定。是刑法最终的对行为人不法的结果无价值的实质评价。     

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本土化构建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使得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失去了立论根基,而在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相关理论中,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是符合当前司法实践发展需求的应然选择.在坚守具有中国特色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前提下,应当认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属于故意的明知内容.贯彻适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的难题在于证明方法,刑事推论规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思路,有助于促进违法性认识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构建.     

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体系地位界定研究

在肯定违法性认识属于归责要件的前提下,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进行体系定位并非毫无意义,其涉及阻却刑事责任的理由根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应当被列为超法规的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一方面,故意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由于存在本质的不同,应归于不同层次;且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与我国当前刑法第14条规定并不相符;另外,故意说对规范责任论的误解等都说明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四要件中难以寻求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所依存的责任要素,但在犯罪论体系修正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修正现有刑法体系实有必要;同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责任要素,不但不会导致放纵犯罪,相反还有利于预防犯罪机能的实现;此外,将其纳入到责任要素中,有助于对法定犯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