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治理研究述评

学者们从总体上提出了乡镇治理的四种改革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缺点,而在保证国家制度供给能够控制乡村社会的前提下,撤消乡镇政府,实现有限的乡镇自治,最终才能达到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善治”。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考察中国乡村治理历史及其变迁过程,必须着重关注乡村社会与政府两个层面,抓住“自治”和“行政”两条主线。当前我国乡治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各自及相互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引发冲突和黑恶化,使乡治陷入困境。这一困境可概括为:“强制行政化”悖论和“乡村自治”悖论,表明我国乡治需要改革,新的乡治改革思路是自治行政化。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探析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农户自愿加入、采取会员制、从事相同产品生产的互助合作性经济组织。它的出现,有效地化解了农业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沟通了农户与政府,从而有利于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还处于培育发展阶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近十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评述

近十年来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乡村治理的主体类型、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乡村治理的对策等。乡村治理研究具有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现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等特点。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为可承继的传统。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良好乡村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失衡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所进行的治理,行政生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乡村社会在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以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社会管理结构的重叠性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为典型特征。乡村特征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结构演进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各行为主体的力量博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治理的优化,需要整合多元价值观以加强乡村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意识,需要发展村域经济和理顺乡村关系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结构,需要大力培育以利益为纽带的乡村人为团体。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能力的运行与提升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模式、理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乡村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基于能力运行框架的分析,从能力运行的全程视角,需要重点疏通影响乡村治理能力运行的主体、资源、工具、目标等方面的关键阻滞点,提升主体行动、资源组织、工具优化和目标掌控四个阶段的四种能力,并发挥好协调、整合、控制三个关键要素在能力运行中的作用,进而连点成线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整体效用。     

中国乡村治理:反思、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国内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相信这些研究能够对建构中国乡村治理的本土计划与行动策略有所助益。     

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

对于乡村治理的多数研究过分聚焦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本身,忽略了支持这一制度有效运转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发现,在乡村治理中,除了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约束作用的民间组织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组织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激励的作用.发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组织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基层民主制度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在乡村民间组织还未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质量超过了可预期的水平,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超过了乡村所需要的最低水平.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