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管理应贯穿科学理念

政府绩效管理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实现政府系统自我改良、将已有政治体制行政效能发挥到极致的政治价值导向和理念。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工作还处于探索试点阶段,观念认识不够统一,体制机制尚有空白,还未完全走上健全化、制度化、长效化轨道。一是制度化不足导致工作随意。由于未出台统一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各地区各部门的实践多依靠党政机关文件和上级重视开展,呈现"自上而下"的运动化倾向,自选动作多而规定动作少,评估内容不全面,指标设置不完善,机制制度缺乏衔接性和整体性,出现随意评估和重复评估现象,工作的科学性、     

制度成本与群体性事件

制度成本是相对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言的,与制度发生关系时遵守制度、达到自己制度化目标的代价称之为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包括信任成本、遵守成本、沟通成本、诉求成本。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在于制度成本过高以至于个体难以承担,所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即在于降低制度成本。     

司法过程中的“协调”——一种功能分析的视角

协调在本质上是一种规避正式制度的非制度化行为,是法官对调解制度的变通运作。正式制度的缺陷、当事人和法官的理性选择、司法机能不足以及司法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分工不明等,是促使法官运用协调方式处理案件的主要原因。法院正积极推动协调的正式制度化。协调具有使司法介入公共政策制定、刺激制度创新、导致公权力的可交易性、司法与行政界限模糊化、使非正式制度进入司法过程等潜功能。而为了控制协调的负功能,应当将之置于正式制度之下。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论手风琴的风箱运行图式

手风琴演奏中把风箱开和关的运动过程称之为风箱运行 ,演奏者以什么样的图形模式来进行风箱运行 ,这就是风箱运行图式所研究的范畴。良好的风箱运行图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规范的风箱运行轨迹。它的掌握是手风琴风箱控制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基础的、演奏者必备的技能。表面上看 ,风箱运行图式研究的是一个表层现象、即风箱运动的表面图形 ,但这一表层现象与深层的风箱控制是密切相关的 :合理、恰当的风箱控制是实现理想风箱运行图式的前提 ;反过来 ,科学、规范的风箱运行图式对风箱控制的灵活自如、风箱运行的高质量、左手手臂的省…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

古典法治是个人或少数人意志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个人或少数人实行专制统治的形式和途径；现代法治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和途径。在我国，法治还是党在新时期的一种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的统一。法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实践，是一种传统，因此，法治建设不能搞运动，而必须作艰苦的努力，并注意从传统中发掘有利因素，让法治深扎于传统之中     

对企业担保制度的反思

与其他古老的担保方式相比,企业担保是一种新的担保手段,它直接渊源于英美法的浮动抵押制度,但其制度化却始于1958年日本颁行的《企业担保法》。     

上市公司清欠:要打“持久”战

随着《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及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制约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法律制度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改进,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项“系统工程”的筑就决不是依靠一次严打式的运动就能够实现的     

上市公司清欠：要打“持久”战

随着《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及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制约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法律制度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改进，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项“系统工程”的筑就决不是依靠一次严打式的运动就能够实现的．     

制度伦理二维双向互动统一关系探微

制度伦理是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伦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课题和新的领域,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学科。提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这两个维度是一种双向互动统一的关系,不仅强调了制度设计、安排与创新的伦理价值尺度,而且突出了伦理建设的制度化诉求。将此二维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有利于制度和伦理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股市监管倾向市场调节为主

平抑股疯的最新手段表明,中国证监会已经不再依靠行政手段的力量,而是通过完善监管制度的方式让逐渐制度化的市场进行内在的自我调节发出股市风险警示事实上,政府针对股市出台调控政策早巳开始。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央行在过去十二个月已经七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三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此外,银监会查取银行     

仲裁与诉讼中的法律僵局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外解决争议的方式,国内民商事仲裁与国家的诉讼制度和法院的司法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仲裁与诉讼接轨以来,如何理顺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始终是民事诉讼理论和仲裁理论、司法实务中的重大课题。仲裁制度发展到今天.由于仲裁具有裁决者独立性强、当事人的自主权大、一裁终决、程序简单便捷、裁决可     

民法上支配权与请求权的不同逻辑构成——兼论人格权请求权之独立性

请求权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逻辑上的必然安排。救济关系系在特定人之间展开,所以救济权必然表现为一种请求权。救济权这一性质的确立,标志着民事责任制度由公法向私法的回归。救济权分为退出式请求与割让式请求,因而包括人格权在内的支配权保护之立法,存在着两种抽象方式：一种是以“救济权的性质”为抽象的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在法律制度上的独立;另一种是以"救济权的内容"为抽象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存在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从而丧失独立性。在后一种立法模式之下,支配权请求权的概念和理论上的独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关系和规则原理,在统一的侵权责任制度下仍应有所体现。     

权力挂起:行政组织法的新变式?

在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发展与变革中,地方政府创生了一种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上完全找不到对应的新型制度,它往往被称为"行政权力挂起",是地方组织法的新变式。从对地方立法实践的观察来看,它是附随在权力清单制度中推进的,是为了应付权力清单运动而催生的新型权力编排方式。但是,它既不是对行政权力的创设,也不是消灭,而只是采用一定的程序将行政权力予以冻结,被冻结的权力既可能会被长期封存,也可能会被即时解封或启挂。从法律评价上来看,被挂起的行政权力可能会面临"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构成违法性阻却事由"等多方面问题,尽管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些问题可以在行政自制的制度定位中获得一定的解释。但是,这仍然不够,我们还需要从规范层面进行更为正式的制度化布置,并从法律效力上划定这一政治活动的最终边界,从而促使其从政治行为向法律行为转变,从封闭行为向开放行为转变。     

论政府机关的借调现象——编制背后的利益博弈

借调作为一种人员流动渠道普遍存在于各政府机关之中。然而它却是一种非正规的交流方式,在借调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借调的随意性、人治现象严重等等,在这背后凸显着编制管理的不科学化与不合理化。借调缺乏制度约束、法律支撑,为此需要政府重新认识借调的重要性,使编制管理科学化、政府管理法治化,从而使借调受到制度约束,更为规范化、制度化。     

论公告催债、权利滥用与法益衡量

银行对欠贷学生实行公告催债,其目的有二:一是失信惩戒,二是债务催收;然而以权利法定主义与救济法定主义观之,银行公告催债构成了权利滥用。如何在重建信用社会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进行权衡,个人征信制度将是一种制度化方式的尝试。     

公诉案件庭前会议相关问题探究

公诉案件庭前会议制度是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将对进一步规范刑事审判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彰显程序公正,推动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一、域外的庭前会议制度考察庭前会议属于刑事诉讼庭前程序。发达国家对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规范比较完善。有论者认为,我国的庭前会议程序,美国称之为庭前会议,德国称之为中间程序,法国称之为预审程序,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庭前整理程序[1]。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所谓的庭前整理程序、预审程序等是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而庭前会议仅是庭前程序的一部分。特别是德国的中间程序,     

人大监督的非制度性因素探讨

<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由此所决定的,在我国人大监督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监督的核心,就人大监督而言,监督的制度化和监督制度是第一位,缺乏制度和尚未制度化的人大监督都是不完善的,对此,笔者在《人大监督制度化刍议》一文(发表于《现代法学》1991年第5期)已作过粗略研究。从我国目前人大监督的制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与人大监督的制度化和监督制度同样重要,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人大监督的非制度性因素,如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与条件、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素质、监督的技术条件以及形势等,它们或者对人大监督起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或者成为人大监督的一种阻碍力量,但无论是正面的促进作用,抑或是负面的影响,都成为人大监督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