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     

构建双向三角诉讼结构--坚持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统一行使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应然结构应为控辩审三方相互监督、制衡的双向三角结构而非英美式三角结构,审判监督权是该双向三角结构应有之义,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的有机统一是该结构的基本要素,因此应当坚持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论检察权配置中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主体的统一性

检察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权,与行政权、裁判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共同构成国家权力体系。公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基本内容通过对侦查机关、裁判机关的制衡来保证刑法的准确适用,最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两者主体的统一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更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检察权制度的内容及完善

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渊源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其有关检察权的内容也各有特色,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从检察机关担负的职权来看,检查权应包括刑事公诉权、刑事司法监督权、民事行政司法监督权、宪法监督权等基本内容。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检察权内容还包括司法解释权、司法监督权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我国检察权制度的不足,应建立符合民主发展的检察制度,健全“一府两院”模式下的平衡制约关系,实行既独立又垂直的检察领导制度,理顺检察权内部职能关系。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

随着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公诉权制度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对于公诉权本身的属性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往往在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结合对集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于一体的司法实践的考察,在对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分而设置的构想,以保证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刑事公诉权性质研究

刑事公诉权是检察权最核心的部分,公诉权的性质定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两大目标的实现。从我国宪政的合理架构以及诉讼机制的平衡出发,从保证成文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角度去分析,公诉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     

论庭审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立的概念基础——从我国法律监督权的概念本源进行探索

公诉权与庭审监督权在我国现有诉讼体制下存在着冲突并应当分立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应从概念本源的角度对庭审监督权与公诉权合一和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由此为庭审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分立提供概念基础。     

试论刑事审判监督运行机制的调整

刑事审判监督的运行实践需要放在审判独立和检察一体化的语境下考量。刑事审判监督的偏行政性属性,决定刑事审判监督不能简单与公诉分离,而是尝试内部设岗与机构合作的路径。在处理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上,通过借力监督和加强对职务犯罪监督的方式,以实现平衡两者的价值取向。     

检察机关公诉权与监督权的冲突与协调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和监督权主体的重合致使在司法公正、监督权和公诉权作用的发挥,以及检察官行使职权等方面都造成了许多弊端。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宜大动干戈,从检察机关内部入手进行微调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

在检察机关的众多权力中，公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力。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公诉权的本质是请求权而不是监督权，其权力本性是“诉”，即使它可能起到的某种“监督作用”，也不宜将其定性为监督权。     

以公诉权为核心矫正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法学领域一个热点问题，在实践中发挥出明显的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公诉权的价值追求与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以公诉权为核心矫正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合理性，能够克弊求利，以尽其效。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一、刑事和解与行使公诉权的关系 近年来,公检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那么,公诉案件能否和解,它与我们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刑法理论有没有冲突?我认为,公诉案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搞一些和解,应该说同公诉权的行使是没有矛盾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刑事和解同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论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

“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结合”学说均未准确解释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民事检察公益诉权是法律监督权衍生的具有权利属性的诉权。在本质上，民事检察公益诉权是法律监督权衍生的特殊民事诉权，完全可以整合于民事诉权的理论框架中。法律监督权的潜在影响使民事检察公益诉权具有以起诉人身份行使、交纳案件受理费不是诉权行使条件等特性。     

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公诉工作中行使公诉职能的特定方式,也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规范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有力、有效途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正确、有效行使,不仅将促使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也将促使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公诉职权时提高办案质量,在检、法的相互制约中实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量刑建议权的履行,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提供了一个刑事审判中针对量刑活动博弈论辩的平台。     

刑事诉权导论

刑事诉权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其内涵表现为它是向国家审判机关请求的权利,是宪法性基本权利,是程序涵义和实体涵义的统一。其外延在程序上表现为公诉机关的公诉权、刑事自诉人的自诉权和被告人的应诉权,在实体上表现为控辩双方的期待胜诉权。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它是由宪法保障、国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对审判权具有制约性,自身具有程序性。刑事诉权理论为当事人主义审判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及侦查权的刑事诉权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权利的合理配置、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一些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的引进和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司法独立语境下刑事审判监督运行机制的调整

刑事审判监督的运行实践需要建立在司法独立和检察一体化的语境下考量.刑事审判监督的偏行政性属性,决定刑事审判监督不能简单与公诉分离,而是应尝试内部设岗与机构合作的路径.在处理与审判独立关系上,通过借力监督和加强对职务犯罪监督的方式,以实现平衡两者的价值取向.     

试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机制的完善

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其中,侦查监督权包含刑事立案监督权.诉讼监督机制是实现诉讼监督权,达到诉讼监督效果的途径.为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刑事公诉变更制度论纲

刑事公诉变更制度是现代公诉制度的重要内容 ,它对于矫正起诉指控中的错漏、发现实体真实具有重要意义。“虹桥”案的审判表明 ,我国公诉机关对刑事公诉变更制度的掌握和运用还存在着不足。同时 ,我国对刑事公诉变更制度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