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研究

创新持续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改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论文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这一结构性概念,以研究和提取影响1978年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要素,对当下进行的政府创新进行长时段反思。文章初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创新持续力的九个关键性命题,它们构成了政府创新的认知体系。文章认为国家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等命题对于创新持续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对既有地方政府创新个案和创新历史的整合,提出创新持续力的研究范式。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构建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在构建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过程中,其管理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加快经济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步伐,重点是完善六种机制的创新,以期推进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     

地方政府创新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略,2003年8月3日温家宝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再次指出要把振兴东北摆在突出位置。要振兴东北必须找出东北落后的原因,对于东北落后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笔者认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创新。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本文以创新的角度从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这四个方面出发探讨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创新

地方政府的创新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需要进行正确的定位,即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不断创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当前地方政府公款吃喝现象及治理研究

近年来,关于公款吃喝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公款吃喝费用的持续增长不断挑战着公众的容忍度。本文在分析公款吃喝现象的种种表现、危害、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从制度、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治理公款吃喝现象提出建议,以期解决由该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浅谈推进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课题。对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发挥作用,就要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行政绩效,增强地区发展竞争力,认真剖析当前地方政府管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积极推进地方政府管理的适应性创新,以期建立起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新型地方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理、有效、规范的管理。     

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部分群众权益难以得到切实全面的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始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面临着管理理念、决策体系、运行机制、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困境,需要完善政府的危机预警机制、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科学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宪法架构下的地方政府

主流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是我国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从宪法的角度上分析,无论是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原则,还是宪法确立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领导体制、地方政府的事务管理权,乃至于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公务员管理,还是从其所归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与其说地方政府属于一级独立行政主体,不如说它更多地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体而存在的。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以国有自然资源为考察视角

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权限冲突引发的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国有自然资源领域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就是一个缩影。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有一套系统思维和制度框架。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实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分权。同时完善其他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从法律的依据到法律的规范:法治政府建设之关键

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我国面临着政府行使职权缺少法律依据,已有的法律因可操作性不强而不能规范政府的所有行为,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滥用职权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政府监督不力等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将政府的所有行为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并有效控制之;不仅要为政府行使职权提供法律依据,而且通过法律、决定和决议等规范政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决策执行工作,控制政府在工作中发生的每一行为。为此,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人大之间的运行机制,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的工作中,人大要制定法律,或者通过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决议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基于海关监管的视角

“区块链+”已经开始延伸到政府监管的应用场景,其有利于提升监管的整体效能。鉴于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问题的复杂性,海关监管是合适的样本。区块链背景下我国海关监管存在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以及交易信息中心化的问题。为此,需要客观冷静看待区块链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定位,它不仅仅是海关监管过程中的技术增量,也是优化海关监管流程的重要推手,更能够孵化实现海关监管核心目标的创新措施,但也存在着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应通过确定多维宽容的规制理念、拓展行业协会与企业为规制主体以及鼓励适用柔性规制方法来构建我国区块链海关监管的法律规制体系。同时,我国必须秉承国际视野,把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带有普适性的区块链技术政府监管方案作为远期的重要目标。     

合目的性的审查分层: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基准的实践及其逻辑

当前我国地方立法审查工作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要求从制度实践出发总结一套适应实际的审查基准。从制度起源、各国通例以及我国立法机关的实践活动来看,审查基准应是审查机关基于与其他机关之权力关系、对立法的合目的性进行类型化考察并选择介入程度的行动方案。我国“审查机关”与“中央立法机关”合一的独特制度构造,促使地方性法规审查在实践中根据合目的性要求具体分化为“融贯目的-价值目的-效用目的”的三重分层,并基于“事项-目的-相符程度”的逻辑结构顺序展开,最终形成我国地方立法审查基准的雏形。     

公正及公益的动力——从《未能信录》看儒家思想对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职能的影响

自秦汉家天下帝制体系确立以来,政府官员的角色常摆于私家臣仆和国家公务员之间。两种角色既有交叉重合又时时产生矛盾冲突。以《未能信录》所收清人张五纬在嘉庆年间办理江西各州县司法及政务的若干案例为例证,探讨清代地方官如何在这两种角色定位之间寻求调和。虽然清代地方官之勤惰、廉贪、仁苛、正邪各有不同,因而促成其履行公共职能的动因也不一而足,单以张五纬所记录之个案来看,参之其它旁证材料,张氏勉力追求司法公正及推进地方公益事业之根本思想动因乃源于儒家思想之浸润,而非清代官僚体制自身。     

吉林省民间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

我省民间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潜力巨大。在民间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其提高认识，加以支持，减少干预，使民间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省民间组织发展的现状，指出了我省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奶粉事件看地方政府在维护民族品牌中的责任

从2003年的空壳奶粉事件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表明了个别地方政府在民族品牌维护中责任的缺失,体现为监管责任的缺失、道德责任的缺失、社会责任的缺失及执法责任的缺失.地方政府责任缺失造成的后果是,民族品牌深陷诚信危机与生存困境,损害消费者健康并对民族经济文化造成冲击.地方政府建立民族品牌责任机制的有效途径为:完善对民族品牌的监管机制,增强民族品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强化民族品牌的法律责任,加强对民族品牌的扶持力度,完善民族品牌的危机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