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化任重道远 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戚建刚

<正>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中的基础资源和核心要素。未来,数据交易将形成庞大市场。随着数据交易市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数据确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流通管控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发展需超前规划、完善治理。当前,数据交易在产权界定、配置模式、定价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议题,     

数据治理语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构建

个人数据泄露、数据歧视等兼具法律和道德要素的问题持续困扰着社会,这些问题的解决难以仅仅凭借监管者单方努力彻底根治。在"数据共治"的大格局下,作为数据治理参与者的公司在保护数据安全、实现数据正义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能够为互联网公司等主动式参与数据治理提供一定的规范指引。在此语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以网络社群关系为起点,并在实用主义的导向下,可以类型化为数据治理原则、数据治理法律义务以及数据行业习惯。同时,借鉴国外"经设计的数据保护"等模式,将公司社会责任预先"嵌入"数据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在解决"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可操作性差、缺乏约束力等弊端的同时,亦能为公司提供参与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和基本路径。     

数据合规治理中的律师作用

<正>2022年1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下称《数据二十条》），明确数据处理主体应当履行数据合规主体责任、社会责任，提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的数据合规治理体系。律师作为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参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协助相关部门完成评估、整改方面的法律事务、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等方式，积极参与共建数据合规治理体系。     

数据犯罪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犯罪治理存在犯罪圈划定有一定偏差、罪名界限模糊、出罪机制不足的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现有治理路径未妥当应对风险社会现实挑战、未深度契合数据要素转型需求、未有效贯彻数据治理刑事政策。为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应强化数据犯罪精准治理、完善刑法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拓宽除罪化路径、优化数据合规机制，数字赋能数据犯罪防治、高质效管控数据风险。     

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发挥公证在信用风险管控中的作用

正现代市场经济组成的各要素中,交易是市场的基础,而信用却是交易的前提,所以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灵魂。随着交易的复杂化及全球化,基于信任关系的信用机制渗透至交易的各个环节,但与此同时,信用风险却不断威胁着信用机制的健康发展。究其根源不难看出,现代社会正由熟人社会逐渐向信用社会演变,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普遍存在,信用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陡增,传统社会道德标准受到利益冲击趋于崩溃,旧有的信用约束机制普遍失灵而相适应的信用管控机     

浅析商业贿赂及其危害和治理

本文在分析商业贿赂概念及其危害,以及现有法律和政策管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有关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治理商业贿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专栏导语

<正>中国国家治理的过程及逻辑近年来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注意力,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更是进一步把中国国家治理的有关的研究推上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前台。新近的研究试图进入中国政府和政治运作的真实世界,"寻找能够将社会经济诸领域的结构要素统合起来,并形成具体运行机制的线索"(渠敬东,2012:114),希望"能牵一发而策动全身,发现社会总体运行的内在规则"(渠敬东,2012:114)。随着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具备上述特征的"线索"被抽象出来,逐渐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和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智慧城市中的新型社区

正2016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让平安走进社区走进百姓走进千家万户,完成"平安社区"的基础建设才是平安中国的根本保障。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中人口密集,流动人口增加,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区域防范、维稳等方面的管理迫在眉睫。由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     

从基层司法行政看我国地方社会治理——以贵州“铜仁经验”为中心

正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区(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和推广好的做法,探索出"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与调解并进、发展与稳定统筹"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的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作用,为铜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以"铜仁经验"为中心,深入分析司法行政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的职能作用,阐明继续巩固和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道路交通安全

正我国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颁布,对我国道路交通治理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是道路交通治理的法治基础,社会信用体系是道路交通治理的治本之策。     

西部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正近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对社会治理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逐渐凝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既是律师建设"法治中国"的职责所在,也是律师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职能所在。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使得西部地区社会治理问题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显得尤为突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老旧小区居民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共创逻辑与优化策略——以青岛市Z社区为例

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既是深入推进老旧小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打通厨余垃圾处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之举,也是创建绿色社区的必然要求。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和青岛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老旧小区居民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共创逻辑包括社会价值共创、知识价值共创和文化价值共创三个方面,同时因尚未形成稳固的治理共同体、常态化的知识更新机制和系统化的制度体系而面临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挑战。提升老旧小区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实践效能,还需加快构建治理共同体、提升绿色活动认同感并强化制度和技术的驱动效应,进而提升老旧小区居民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社会价值共创活力、知识价值共创能力和文化价值共创效力。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完善刑满释放人员服务与管理问题探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完善的主发动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安置帮教工作领域与职能作用也有所扩大,如何在新形势下创新和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安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

正现代性蕴涵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合理化和市场化这四个相辅相成的要素,而权利观念与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紧密相关。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利观念与权利主张的兴起,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历史必然性。职是之故,将权利视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权利本位论",在近三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一种主流理论。"权利本位论"将法律理论从中国传统法律的"义务本位观"和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论"中解放出来,并在制度层面谋求一种以法律权利为轴心的"社会一政治"治理模式——法治。伴随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