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治理的演进与新时代现代化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以史为鉴,全面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涉诉信访治理的变革历程,科学合理划分发展阶段,并从中探究其特征与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涉诉信访治理及其法治化,明确涉诉信访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我国涉诉信访治理实践,考量“四个思维”和“五大因素”,可将涉诉信访治理的发展进程划分为涉诉信访制度创立、平反冤假错案、集中接访化解、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信息化变革与转型等阶段。在总结各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特征基础上,归纳为“运动式”“规则式”“信息式”三种治理模式。涉诉信访治理现代化应以治理体系系统化、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手段信息化、司法管理科学化、权益保障充分化为基本建构和核心内容,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寻与建构中央和地方同时“在场”的环境质量目标制度——以环保督察常态化之争为切入点

环保督察常态化之争的共识是环保督察以运动式治理解决了环境法治中的“科层制困境”,争论的焦点是运动式治理是否可以常态化.但通过分析环境保护法律、地方政府执法以及环保督察与其他运动式治理的历史与得失,发现环保督察的显著功效其实来源于目标式治理对“不法行为惩罚”模式的纠偏.延续环保督察的功效并不在于运动式治理的常态化,而在于...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监督检查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将把中国政府塑造成为“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民主政府”以及“分权政府”,而这四个要素正是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所在,因而这种制度创新预示着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司法鉴定法》的立法价值与建构逻辑

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实现国家司法鉴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存在的理念片面化、体系复杂化、法律碎片化等问题，亟需一部综合性的国家层面法律予以消解和纾困。我国制定《司法鉴定法》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可行性与正当性。《司法鉴定法》通过整合和协调从而实现法律的秩序价值，通过衡量和补偿从而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司法鉴定法》应当采取“单一制+分层型”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司法鉴定法》应当通过构建“管理+程序+审查+责任”的四组制度体系完成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嵌入。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建设,存在着“非均衡性发展”“跨越式转型”“超大型崛起”的问题导向。围绕着什么是本土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如何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实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经验和发展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塑造知识产权治理主体与创新主体;构建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推行知识产权法治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制度创新推动知识创新、以法治建设保障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深刻把握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目标向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现代法度）,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世界维度）,不断拓展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属性的历史形态及其嬗变

在历史的经纬中。作为法律制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受制于各种因素。制度发展的阶段性、法律环境的历史性和法律属性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属性呈现出从行政法、经济法到社会法演进的运动图景。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的每一阶段。均呈现出相应的法制特性并反映到相关立法。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必然从“国家型”（计划经济体制）到“经济型”（市场经济体制）再到“社会型”（和谐社会），其法律属性根据这一经济基础的演化呈现出“行政法属性”到“经济法属性”再到“社会法属性”．其权利属性呈现“救济抚恤的恩赐式”到“配套发展的经济权利式”再到“基本社会权利式”的态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反映并决定于这一运动轨迹。     

专栏导语:中国场景下的治理逻辑

自“治理”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进而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以来,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是多元化的。就其基本的指向而言,它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和市场制行政模式不同,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多元化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中国语境下,究竟何谓治理?治理的价值和功能有何特殊之处?治理的基础和基本逻辑又是什么?这需要在中国场景下予以更多的讨论和检视,为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多元化的目标、任务和挑战,是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治理的一系列主张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在实际的运转中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塑造治理的机制,以更好地使其成为求解“糟糕型”公共事务问题的一剂良方。就此而言,中国意义上的“组合拳”与“复合化”也许是在中国场景下透视治理的最为重要关键词。     

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

在我国漫长的国家治理进程中,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作为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并且总以一定方式在特定阶段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会直接冲击正常的法治秩序。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对我国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及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把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对运动式执法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需要直面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依法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大面积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应对等重要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对运动式执法进行改革,其中重点需做好加强立法协调统一,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塑造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等工作。     

新时代退役军人职业伤害保险：军地转接与机制重塑

1949年以来,退役军人职业伤害保险实现了从传统“优抚”保障模式向“优抚+保险”双重保障模式的转变,军地职业伤害保险转接机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军地职业伤害保险转接也面临着“深化跨军地改革”的现实需求与机制建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引入军人职业伤害保险的理念,系统整合军人优抚和军人伤亡保险的政策,健全军人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建构多层次军人职业伤害保险框架,实现军地职业伤害保险的制度协同,推动军地职业伤害保险转接机制的重塑,以彰显对军人职业的优待与尊崇,助力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及其实施机制

中国式国家治理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治理策略,逐渐形成“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探索历经多个阶段且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进程,但其既有阐释混淆了价值标准与评估标准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国家治理量化评价的有效操作与可测度性、难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及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这主要肇源于西方法治中心论的扩张与影响、复杂国情带来的评估实践难度以及评估目标考评导向色彩浓重。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溯源于中国式国家治理内涵与目标,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主体体系与制度建设、治理过程与治理成效分别构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重维度下评估标准的重要内容。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应用的重要领域。以法治评估标准检验中国式国家治理,需构建以第三方为评估主体、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以及以评估结果应用为核心的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实施机制。     

中国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中国法律被规避的现实相当严重,而现行的“强制适用的法”和禁止法律规避制度都不能发挥治理作用.为了解决法律规避问题而移植的“强制适用的法”制度,既不能单独应对我国法律规避的现实,又不能与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相配合形成完整的治理结构.我国法律规避的规定无法涵盖现实中的法律规避现象,立法形式也与《立法法》相违背.执法中,禁止法律规避制度还经常被滥用.为此,必须从理论上研究清楚法律规避的原理,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禁止法律规避制度.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美国模式”公共住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住房建设及其管理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历经最初尝试、持续调整、发展完善三个重要阶段,美国的公共住房建设及其政策体系越来越成熟和完备.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公共住房建设及其制度体系,主要得力于相关法案、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管理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其在法律体系、制度建设、管理政策、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熟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建立健全公共住房制度体系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我国应急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随着公共危机发生的常态化,危机管理、安全技术和应急文化构成了公共危机应对与治理工作的三个支撑与保障要素,三者综合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效度与危机治理的成败.本文在分析应急文化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汲取发达国家应急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构建应急文化的基本原则,并系统论述在政府主导下“以应急物态文化资源建设为基础、应急精神文化环境建设为核心、应急行为文化环境建设为支撑、应急制度文化资源建设为保障”的应急文化建设途径,以期为我国应急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价值导向和理论依据.     

建立中国特色的罪犯社会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社会犯罪和监狱押犯不断攀升的严峻现实及其不容乐观的发展趋势，迫切要求我们加速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创新，及早建立中国特色的罪犯社会执行制度，从而有效地完成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治理社会犯罪的艰巨任务，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试析敏捷治理理念下的在线政务服务

在线政务服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传统“瀑布模式”的在线政务服务呈现出“孤岛式”数据、“条块式”管理、“分散式”服务的特点，难以适应技术和用户需求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支持治理的多样化和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敏捷治理理念应运而生。敏捷治理提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改变“竖井”结构的内在制约，形成敏捷治理理念下在线政务服务四大优化路径，以推动政府数字治理和服务范式的转变。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将原来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由刑法接纳,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理衔接、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刑法普遍立法例接轨、打击预防腐败犯罪建设清廉社会,以及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法律制度十分必要。     

从政法传统看中国的地方变通——以宅基地流转试验为切入点

宅基地制度的关键在于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收取"暗税",在不挑战这一实质立法目的的情况下,地方的变通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维持这种垄断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与基层政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相符,基层政府因此有制度改进的动力。在政法传统中,法律主要并不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贯彻其理念与治理技术的工具,因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与变通。"政法传统"中存在着另一种脉络,对中央而言,鼓励地方探索新模式、甚至突破中央立法是主动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功能上能够替代法治传统中的立法博弈,取代立法过程中民众的自主性参与。这正是政法治理传统在"分散烧锅炉"式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下的本能反应。     

论中国行政复议的观念更新和制度重构

在当代各国行政法治实践中 ,行政复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兼具行政与司法双重性质的行政救济制度。我国行政复议立法因受制于“反司法化”观点的侵扰 ,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实务上都已经使行政复议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 ,难以适应中国推进民主法治和建设市场经济的现实法律需求。因此 ,需要借鉴国外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经验 ,彰显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 ,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行政复议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