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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范围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影响,也对世界经济、政治造成冲击和影响,其程度取决于疫情蔓延的时间和各国防控措施的强度。本文试图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征和蔓延程度,分析其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并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最后从加强国际协调行动、利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的先机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源重振产业链、构建内外协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着力营造周边环境四个方面提出我国应对疫情后世界格局演变的思路与措施,以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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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3月底,越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月至3月初为第一阶段,感染者有限,16例全部治愈,防治效果好;3月6日至3月31日为第二阶段,感染确诊者迅速增加,防控形势严峻;进入4月份是第三阶段,越南在全国采取"社会隔离"措施,并在竭尽所能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也积极展开一些抗疫国际合作。从历史经验、政治体制、民族性格和国家实力等综合因素分析,越南疫情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局面。此次疫情可能会对中越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和"两廊一圈"发展战略对接、疫情防控合作、传统睦邻友好关系和外交合作等方面产生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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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2020,(4)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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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2021,(4):84-10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安全化的趋势加强。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可能会以医药供应链为武器攻击美国,加之中国药品本身质量欠佳,对中国医药的过度依赖正在威胁美国公共安全和国防、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加深、中国医药行业的加速发展对美国全球医药领导者地位构成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演进,成为这一安全化进程的大背景。目前,美国正在酝酿系统性地重塑医药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与中国的医药产业脱钩将使美国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利益受损。着眼于中长期,我国医药企业产能存在进一步过剩的风险,医药产业升级的目标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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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2020,(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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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2020,(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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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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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2021,(2)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严重冲击需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阐释。基于权力具有超物质性的新认知,"复合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是权力、制度、观念三者竞争效应叠加的产物,冷战亦不例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关于经济议题的权力竞争,也是关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制度竞争,因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前奏曲。不仅如此,中美关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分歧,也呈现出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而凸显出中西方之间制度竞争的底色,因而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国际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不仅骤然加剧了中美业已存在的权力竞争,而且还因不同抗疫模式的制度竞争而剧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因而成为美国加速对华发动"新冷战"攻势的突破口。"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这种西方认知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审视新冠疫情和中国角色的叙事模式,而且还因这种叙事模式受到冲击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因而成为了美国决意对华发动"新冷战"的文化根源所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