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何在?——基于EHA-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问题】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其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2010年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逻辑是否已经超越了强经济导向?(2)与政治或治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等因素是否正在影响中国政区改革的实践?【方法】本论文基于事件史分析(EHA)方法的离散时间Logistic风险模型,运用2010—2017年间县(县级市)调整的事实,提出并检验了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空间区位以及国家治理的关联。【发现】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但被政治与空间治理逻辑弱化。不同类型县级政区调整存在一定的逻辑分异:(1)撤市设区呈现出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撤县设区则是强地级市—强县模式,不同类型政区初始条件差异会影响设区逻辑;(2)撤县(市)设区发生在重点城市群的概率较大,而撤县设市更可能发生在边境地区。【结论】县级政区改革对国土空间治理有重大影响,中央正通过对涉及国家战略、边境海防、城镇化、城市群的重点区域进行地域重构与权力重组,以全方位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然而,未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会逐渐显现,解决空间治理问题不一定需要频繁运用政区调整手段。     

专栏:政府迁移与行政区域调整

正【编者按】行政区划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调节手段。中国的行政区划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城镇化的日趋深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平衡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从经济绩效、资源配置以及尺度跃迁等角度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及政府迁移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其对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和空间治理的深远影响。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仅带来区域空     

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问题】2010年实施的挂牌督办制度作为一种安全生产治理机制,能否切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2000—2018年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挂牌督办对于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政策效应,并从官员异质性的角度对政策效应的差异进行考察,以及检验政策效应是否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发现】研究发现:(1)挂牌督办显著降低了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这一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2)官员推动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存在个体差异,且党委领导推动政策施行的效果要高于行政领导。(3)相较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非珠三角地区,政策效果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珠三角地区表现得更加强劲,突破了“边际效应递减”的制约。【贡献】本文对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效应进行了探索,表明政策效应是存在的,但有其边界条件。精细化的政策实施应因地制宜、整体推进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改善。     

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 ——基于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流动的水资源与相对固定的区域分割形成一个治理难题,跨区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犬牙交错的权责关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域政府间联防联治、构建全流域共同治理机制?本文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因素有哪些?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的作用路径是什么?【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动力模型,以建立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的13个流域试点为案例,以地方统计年鉴、生态环境部门公开数据和政策文本等资料为数据来源,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sQCA条件组态分析发现实现跨区流域横向协同的两个条件组合路径:(1)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强政治势能*政策环境支持;(2)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弱组织支撑*地区经济差异*政策环境支持。两条路径总覆盖率约为72%,表示这两个组合能够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促进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典型组合。【贡献】研究发现了实现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两条路径:“高位主导”型协同路径和“辐射带动”型协同路径。因此,进一步优化我国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应从差异化治理入手,完善跨区流域机制协同,构建横向自主协同新路径,全面提升流域—区域联动治理水平。     

“聚集信任”还是“扩散桥接”?——基于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问题】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是区域与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面对纷繁复杂的区域利益关系变化,我国城市主体加入合作网络决策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方法】本文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与随机主体社会网络动力学模型,基于2007—2018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合作关系的历时数据,剖析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过程,识别城市间合作行为策略模式及内外生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结构呈现出趋向信任的聚集闭合型动态演进路径;长三角城市偏好选择地理上邻接、具有相似人口密度与居民收入水平背景的主体作为区域性合作伙伴;地方领导人跨域交流和区域政策协调网络对城际公共服务合作的产生具有较强的外部驱动和催化作用。因此城际合作策略具有显著的低风险偏好特征,并通过加强信任承诺与集体约束机制,以减少合作交易成本,规避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结论】基于大规模、跨时段动态关系数据的合作网络演进考察,为理解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发动因、影响因素及城市主体合作行为策略模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区域公共服务精准化制度安排与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财税视角下地方主体地位再思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家统治方式面临着全方位的重构。在国家权力内敛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立体式的协商与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在实质层面,即权力是否可以空间的理性布局分散化,也成为探索地方治理的路径之一。本文将从国家权力体系着手,以财政为中心对新型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进行分析,重新思考地方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模式下,驾驭型的国家权力以垂直统治为核心,而在以权利重塑国家权力的当今社会,水平的、平等的、和平的谈判模式即治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     

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以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为例

【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治理需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层出不穷却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纵向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方法】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区域Z省A区与J省B区、Z省C市与D区间的跨域水治理协作案例,Z省E、F、G、H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长三角区域船舶与港口减排案例,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阅、新闻报道搜集等资料,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来剖析纵向干预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干预本质上通过重塑地方主体的协作意愿以促进协作深化发展,但不同类型干预方式的作用有所差异。过程导向型干预基于制度建立起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级结构发挥监督和协调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作能力支持。结果导向型干预,虽能建立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却很容易挤出横向网络中的互动,使协作机制难以维系。【结论】区别于西方实践,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强化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而非只是自发协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的影响机制,并拓展了协作治理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讨论。     

驻村工作队如何嵌入基层治理?——基于“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案例的分析

【问题】驻村工作队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基层治理机制,其运行机制蕴含着嵌入性治理的丰富内涵,但目前尚未从学理上对"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与治理逻辑进行系统探讨。【方法】运用实地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系统梳理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队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机理,并基于嵌入性治理视角,从"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两个维度建构了"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的治理逻辑。【发现】研究表明驻村工作队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在中国政府治理实践中具有独特性,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工作队的新样态;"访惠聚"驻村工作队以刚性的体制和制度来构建"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运行的"结构嵌入性"治理机制,以柔性的价值情感、社会生态和利益关系重构来构建"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运行的"关系嵌入性"治理机制。【结论】研究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维度,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中国边疆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有益参考。     

法治视野下府际合作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其完善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特征和不可逆转的显著趋势,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凸显其滞后性,难以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治理要求,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与落后的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有必要优化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府际合作中的作用,切实保证公众对府际合作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协作治理模式,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正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流域法治的空间审思与完善进路

以空间视角推动流域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基于当前流域法治存在流域立法未能体现流域空间诉求、流域规划缺乏流域空间整体统筹、流域空间管理存在体制性障碍等空间失语现象,需要按照"价值遵循—治理工具—组织基础"的分析框架,确立流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坚持"人—地—水"和谐的流域空间法治基本理念,遵循整体统筹与分区管治相结合、目标引领与底线约束相结合、利益配置均衡与权责关系明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流域立法、规划、管理体制、协调机制的改革、调整和完善系统推进流域空间法治进程。     

政府迁移能否带动区域经济绩效?——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

【问题】政府迁移作为地方政府盘活城市资源、谋求经济绩效的重要路径,其效果究竟如何,需要兼备理论逻辑和客观证据的实证研究加以分析。【方法】基于2000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13个政府迁移所对应的迁入组和对照组,共计38个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府迁移对迁入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就影响的一些重要情境条件和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发现】(1)政府迁移能够带动迁入区域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生产工具色彩更加浓厚的政府迁移。(2)政府层级越高,带动作用越明显。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该带动作用呈现减弱态势。(3)政府迁移对迁入区域的投资额、劳动力数量以及经济结构等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均有积极影响。(4)政府迁移选址回避了工业密集、商业密集和人口密集的区域。【结论】政府迁移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带动作用是有效的,也是有条件的。应理性审慎地进行政府迁移,以便更好发挥其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带动作用。     

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政府过程中的副职领导研究

【问题】中国副职领导官员通过怎样的机制介入政府过程?作为中间层级的政府群体,他们如何处理政府运行中的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关系?副职领导官员对于理解政府治理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方法】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访谈,重点关注政府中的互动“事件”,依据“条条—块块”“上层—下层”“重要—日常”维度获得了19个案例,并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副职领导官员凭借分管、集体化和复杂性特征成为兼顾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性耦合枢纽”,并表现出三种机制:其一,方案转化机制,即结合价值目标和能力水平议定行动方案;其二,激励统率机制,即在上级授权之下动员、组织和引导下属官员;其三,调适纠偏机制,即对组织运行的潜在问题进行调节。这些机制使政府过程富有层层过渡的弹性,把压力化指标不断转化,并将激励链条贯穿于组织网络之中。【贡献】组织不会一直保持均衡结构,而中国情境中的副职领导官员能够使政府组织实现动态平衡,启示了中间层级研究的价值。论文审视了副职领导官员群体的重要性,揭示了他们在中国科层组织中的独特作用:作为积极的集体性行动者,副职领导官员串联协同各个层级,将政府有效运转起来。     

基于资源的公司权力配置研究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处于公司治理中心的权力配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为视角,可将参与公司权力配置的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这两类。在对影响权力配置的产权状况、资源结构和性质、资源的集中度等关键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公司价值创造的逻辑,公司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可基本分为一元主导、二元分享和多元共享这三类配置模式。这一研究对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制度摩擦何以影响中国预算变迁? ——基于1992—2019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

【问题】间断-均衡预算理论通过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变迁得到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适用性如何?制度摩擦假设是否能解释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政治周期是否为替代性假设?【方法】论文通过利用1992—2019年的全国、中央和地方预决算数据,利用正态性检验、L-K值等计算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预决算变迁的间断性情况。除此之外,论文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间断性的影响。【发现】研究发现中国预算变迁遵循间断性逻辑,制度摩擦也是导致间断性差异的重要变量,其中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对中央政府预算间断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检验间断性的政治周期替代性假设,通过比较党代会周期和中央领导人更替周期的间断性,发现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算变迁为间断-均衡预算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进一步证明了“一般间断假设”和“公共预算的一般经验法则”,从而为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更多证据。而制度摩擦和政治周期假设的检验为中国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     

“条块并举”发包制下的基层治理——以T区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例

【问题】有关中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已有研究提出了行政发包制(适用于块块维度)和"控制权"理论(适用于条条维度)两种视角,但实践中的基层政府会同时承接来自上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包。近年来,中央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变了既有发包制的运行。那么,如何概括变化之后的基层政府治理实践呢?【方法】以T区所辖乡镇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个案,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详细呈现了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新特征。【发现】中央层面近年来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三个维度改变了发包制的运行,它们包括行政权限的分配、内部控制和检查验收机制的运行,以及激励机制的设置;这就导致了既有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偏离。【结论】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条块并举"式发包制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概括近年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新特征,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准扶贫相关实践中的矛盾现象。     

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制度化协调——区域政府的法治化路径

为了解决跨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需要建立地方政府制度化协调模式,即成立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相比,区域政府在其属性、设立、功能、权力来源、经费来源、组织机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在解决跨区域问题方面有其优越性。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政府,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区域治理模式基础上,从区域立法机制、区域执法机制和区域司法机制的角度构建区域政府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