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基于社会组织评估的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个体并非缺乏志愿服务动机,但信息不足阻碍了其参与意愿。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实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该过程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水平来发挥中介效应;且对于过去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而言,信息公开的影响效应更大。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缓解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还具有动员“沉睡”的志愿者的巨大潜力。研究结论直面当前志愿服务实践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拓宽了信息公开议题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的解释场景。     

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政府网站为例

以政府网络为视角,研究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部门改进信息化服务工作,提高公众满意度。本文通过对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进行改进并参考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ECSI),构建了我国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所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公众视角揭示我国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公众感知质量和公众感知价值对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公众预期对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对政府形象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对公众信任有间接正向影响。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房价成本信息公开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房价的急速升温使得房价成本是否公开成为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公众对于房地产价格过高的现象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房地产商的房价成本,却遭到了房地产商以保护商业秘密为名的一致反对,本文将从政府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保护的角度探讨房价成本信息是否应当公开。     

重大决策中专家是中立的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的分析

【问题】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中,专家的风险感知对科学决策至关重要。对专家的定义常隐含着中立客观的预设,但现实中专家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身份角色,不同群体专家社会稳定风险感知背后的差异性影响因素是什么?【方法】论文对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目标式抽样获取有效样本207个,使用Bootstrap分组回归分析数据。【发现】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学者型专家与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员型专家的风险感知在政民互动、专业认知度因素上有显著差异性。官员型专家的社会稳定风险感知主要受现实风险特征因素影响,而学者型专家主要受信息公开及政策进展了解度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结论】论文打破了对专家的中立预设,并将对风险感知群体差异的研究向前推进。应全面理解专家在重大决策中的角色,建设更加科学有效的专家库。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问题】当前舆情危机事件频发,网络舆情既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也可以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舆情事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才能有效维护和修复政府形象?【方法】本研究从情绪认知视角出发,以公众情绪为中介和以回应策略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2(事件责任:大、小)×3(回应策略:否认、借口、道歉修正)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证实。【发现】研究发现,当公众认为责任大的条件下,采用道歉修正策略(与否认策略、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缓解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当公众认为责任小时,采用道歉修正策略和否认策略(与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疏导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SCCT理论基于认知视角探讨形象修复的框架,从情感视角提出即使不改变大众对舆情事件起因的归因认知,通过有效回应来疏导公众情绪,也能达到修复政府形象的目的。     

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政策干预效果：基于北京市行人违章治理的分析

在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认知与行为,并呼吁探讨影响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外在制度干预。然而,鲜有研究区分不同的政策工具对微观个体带来的形塑效应。因此,研究以北京市治理"违章过马路"为例,基于理论文献与治理实践,识别出信息沟通型政策工具:"劝诫"和禁止与指令型政策工具:"曝光"两类政策工具;在验证公众合规意愿的认知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两类政策工具均能对公众的合规意愿发挥影响,信息沟通型工具对公众合规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且稳健。这意味着在交通治理领域,对公众事前进行宣传沟通和说明,比事后曝光更能抑制负面情绪的生成,进而降低公众合规的心理成本,促进深层次公众合规意愿的形成。研究通过对比两类政策工具的交通合规意愿形塑效果,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作为外在的制度刺激对微观个体认知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情绪机制,为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下理解微观个体认知的外在制度刺激与触发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从实践上揭示了信息沟通型工具相较于禁止与指令型工具有更强的公众合规意愿提升效果,为决策者通过政策设计实现精细化的公共管理提供参考。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法律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应该追求最大限度公开,依照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制度在运行中不能限制申请人的范围和审查申请人的理由.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但为保障在公开政府信息过程中法律所保护的重要利益不受影响或者损害,除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予公开之外,可能干扰执法和司法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行政过程中的未完成和不确定的信息等三类信息也应纳入不予公开范围.对于政府历史信息,除了档案公开,也应通过主动公开或者依照申请公开方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疫情信息公开的法治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存在的不足,引发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科学与政治关系、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法治反思。应对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僵化与冲突,须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中央直管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疫情信息公开机制。针对疫情信息公开中科学与政治关系之争议,应合理定位科学家与政治家的角色,促进科学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协同。面对疫情信息公开中公民话语权的保障,应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防止政府对公民话语权的不当克减。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公众的体验及其改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公众对其具有良好的体验,公众体验包括信息获取体验、信息真实性体验和利益相关性体验三个方面,分别以政府的行为态度、制度技术和价值取向为保障条件。但当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中态度消极、制度及技术落后、价值取向偏失却导致公众时常产生负面体验,严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应通过改善政府态度、健全相关制度及采用相关技术、纠正政府的价值偏向等措施,来改善公众体验,维护和增强政府公信力。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网络平台建设与完善

信息社会中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诉求越来越高,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实现政府信息更好的向公众公开这不失为一个良策,本文将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为建设与完善政府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提供一些帮助。     

浅析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及其优化

我国于2008年5月正式施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应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但鉴于政策体制、公众参与机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旨在分析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政府从外部获取的信息转化及公开义务

【裁判要旨】政府信息从来源上划分,可以分为政府制作和政府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从外部获取的原本不是政府信息的信息,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政府信息。对于转化为政府信息的信息,政府具有公开义务;对于未转化为政府信息的信息,则不负公开义务。■案号一审:(2012)泰行初字第48号二审:(2013)泰中行终字第19号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功能探析

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是环境善治的有效手段。综合我国国情,我国应注重发挥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功能,加强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信息服务理念、信息传播渠道与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条件。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基于网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准实验”研究

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2)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     

论突发事件应对的信息公开原则

应对突发事件应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将突发事件的情况和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信息公开是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一项重要的义务与责任。有效地公开突发事件信息,不仅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而且有利于消除公众的恐慌,对于降低因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化解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