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

区分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兼顾维系良好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的需要，而难点在于后者。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在治理结构中，前者体现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及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协调；后者体现为粤港澳地方政府间的互相协调。广东省政府未来可扮演签署跨域合作协议的“内地”主要代表角色。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内地方面宜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基于区域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视角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治理,在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模式.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区域与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是行政协议产生发展的母体和推动力,本文主要基于区域政府行政协议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分析行政协议存在的基础和现实发展状况并结合美国州际协定来看我国公共事务的跨域治理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基础设施协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基于港珠澳大桥和欧盟TEN-T项目的比较

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是区域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往往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因此,需要建立区域治理的协调制度来协调多元治理主体、项目建设和不同利益群体这三个层面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共同提供跨区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欧盟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制度。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治理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在法治化的框架下实施区域协调;完善中央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能分配制度;区域协调机构应着重提升"跨区域"的公共利益;扩大区域治理的协调范围,创新公众参与机制。     

协同共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大学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国家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倍受社会关注。课题组在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波士顿湾区和东京湾区等国际湾区收集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在一手资料及协同治理理论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起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角色及治理路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在大湾区建设中承载着特殊角色与常态化角色。特殊角色是湾区文化与价值引领;常态化角色包括英才培育、知识创造、成果转化、制度创业等。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具体情境,实现大学积极治理的主体角色,必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湾区高等教育协同治理路径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协同、大学与市场协同、大学与社会协同、大学与大学协同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协同。     

跨域旅游产业合作路径之考——以吉林省和海南省为例

随着全球旅游一体化、区域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政府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跨域旅游合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以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有效整合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跨域旅游资源市场价值提升及产业多元化发展。本文将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均具有较大差异的吉林省和海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回顾跨域旅游现有研究进展和合作模式,分析两省的旅游发展现状及旅游产业合作现存的问题。运用ROSTCM6.0获取关于两省跨域旅游产业合作的相关数据,结合实际提出进一步促进吉林省与海南省旅游产业合作的建议,以推进两省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定位

目前世界各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总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民间性质的社会团体,一种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这类组织具有明显的公益性。     

复合行政: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新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还是公共物品供给都在不断地跨越行政区划这一壁垒,现今,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各方的关注。本文旨在将以"多中心"、"交叠"、"自主治理"为核心思想的复合行政理念引入到对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来,寻求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论商会组织的跨法人运作

本文分析了商会跨法人运作的基本形式及主要目的。认为商会跨法人运作会带来商会运作营利化、损害法人人格及公共资源不合理使用等问题;提出了商会跨法人运作的监管对策,应禁止商会成立和控制其它社团;允许商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但禁止商会形成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控制;允许商会跨法人经营企业,但应给予更细致的规范。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探析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现代著作权领域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集体管理是一种积极型管理,管理的对象是机械复制权、表演权、广播权和网络传播权等“小权利”。各国的集体管理机构性质并不相同,主要有民间机构与官方机构、半官方机构以及综合性机构与单一性机构之分,但基本上在本国都处于垄断地位。我国应当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以综合性为主的管理机构,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以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完善。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人们的行贿意愿会有怎样的差异?受到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行贿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廉政合作治理具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涵义?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019年在香港与大湾区A城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不同地区相异的社会条件下的行贿意愿差异提供了分析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行贿场景所预示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市民行贿的意愿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受到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社会条件不尽相同、而经济和社会交往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抑制跨境贿赂是廉政合作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基于HKPSSD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港澳青年"北上"内地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终实现"人心回归",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回归以来,中央已累计推出100多项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其效果和机制亟需进行评估。论文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数据,以国家认同作为政策效标,评估现有内地发展政策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效应,并从心理层面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频繁返回内地对青年国家认同确有提升作用,心理融合在此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该机制在通过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心理融合的中介效应量有所上升。研究表明,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应,心理融合在机制中起到关键的效能转化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制度框架底下,做好心理融合工作,将是香港青年内地发展经历转化为国家归属感的重要抓手。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中央权力行使指南”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央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的理念。在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大湾区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战略要求,中央权力易于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越位,即突破宪法、基本法等法律,逾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限;另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缺位,即过分强调地方自主协作,忽视中央权力的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大湾区建设中有效实施,做到中央权力不缺位、不越位,有必要结合大湾区建设所涉及的事项,根据地方推进该事项的意愿与权力,将这些事项分为四类,依据宪法法律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权力行使指南",明晰中央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General Findings and Some New Evidence from Biotechnology Clust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eractive innovation. It starts by operationalising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It shows how regional and external innovation interaction among firms and other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is important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potential. The ability to access and use funding for innovation support for regional firms and organizations is crucial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promotion. Equity investment fund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blic funding, which tends to be cautious and otherwise risk avoiding, except in circumstances of market arrest or failure to develop.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re broader than single sectors or clusters but some of these will be strategically privileged recipients of policy support because of their growth performance or potential, rather than, as in the past, their uncompetitiveness. The paper devotes space to exploring biotechnology clustering from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viewpoint, as an instance of rather strong sector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apabilities, though integrated also to global knowledge supply and markets. Illustration is provided of the way such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 work at local regional level by reference to cases fro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Cambridge, Eng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