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采取从编共到容共再到限共的政策转变,两党矛盾逐渐积累。在国外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蒋介石对形势产生误判,最终发生了烈度很大的皖南事变。因国共合作的抗日基础犹存,在国际抗日局势的影响下,事变暂时平息。由此可以观察国共合作的困境,反思为推进政党合作,寻求共同国家利益、建立长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国际势力介入等化解政党冲突的必要性。     

皖南事变前后的张云逸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刘少奇担心张云逸有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与整编工作.1938年11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渡江北上.1939年5月,他在安徽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

1941年1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战斗在华中敌后第一线,一方面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反映,并参与党中央对反共顽固派斗争的决策;另一方面,直接领导了华中抗日军民同顽固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克服投降逆流、争取时局好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

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弥漫着悠悠的霭雾,整座城市陷在冰山式的雾气里,街上的路灯形成了团团的光晕,从远处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乳白色的斑点     

皖南事变前后在红岩

我于1940年11月到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嘴。这时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已去延安,由孔原同志代理。 在红岩嘴,我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二楼,一楼是办事处的办公室,三楼房子很少,是机要科和电台。办事处主任是钱之光同志,我们名义上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做南方局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苏联关切、避免中苏关系受国共关系牵连是蒋介石面临的重要课题。作出强硬处置的决策前,面对苏方询问,蒋介石推诿搪塞。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他反复向苏方作出解释,试图淡化事变的政治意义。事变告一段落后,他继续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示好,希望缓和双方关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显明地体现了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互动。     

共产国际与苏联在皖南事变前后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如何?在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之际,本文试对此作些探讨。 (一) 皖南事变前夕,苏德关系因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告成立而日趋紧张。苏联从本国民族利益出发,为了确保东部边界的安全以全力应付德国,决定大力支媛国民党政府,借重蒋介石的力量去减轻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这虽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种支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的国际传播策略

皖南事变发生期间,周恩来采取了正确的国际传播策略,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欧美主要国家外交官的报告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让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给予国民党政府巨大的国际外交和舆论压力,促成了皖南事变的最终解决。周恩来在应对皖南事变中运用的国际传播策略,对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开展"亲诚惠容"的外交有着重要的启示,为今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胡乔木谈皖南事变》看项英的功过

近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有一篇《胡乔木谈皖南事变》。这是乔木同志在生前的谈话纪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皖南事变的国内外背景;精辟地论述了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艺术;深刻地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公正客观地剖析了这个事变的来龙去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笑迎暴风雨——皖南事变前后的周恩来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规模最大,最为激烈、复杂的一次,要数皖南事变.党中央领导全党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的进攻.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直接指挥了政治大反攻,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党性、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深刻生动的范例,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灵活运用和白色恐怖下党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一堂惊心动魄的党课.我曾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半个多世纪前的雨暴风狂,惊涛骇浪,至今历历在目.     

皖南事变后的皖南游击战争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漫天抗日烽火的皖南,顿时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中共皖南党组织和皖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在黑暗重重的皖南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大军渡江全国解放。     

试论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三次变化

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战的一次最严重的罪恶活动。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变,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全党击退了反共逆流。但在具体分析和制定反击策略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前后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即从对《皓电》最初准备答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到态度温和、晓之以理的《佳电》转变;从新四军在皖南“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到立即北移的转变;从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大反攻”到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转变。本文将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对毛泽东的这三次思想变化的前因后果作一剖析。     

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

从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把蒋介石的降日与"剿共"联系起来考虑的。围绕"蒋介石是否降日"这条主线,中共中央的策略经历了"和"为主、预防"打"——坚持"和"、准备"打"——争取"和"、考虑"先打"——以"和"应对、以"打"自卫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合作关系上,既"和"的方面;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     

皖南事变制造者的史料是考证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对于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各种说法,大都依据事变经历者的回忆和中共及新四军方面的史料。笔者因工作关系,查阅了国民党军方有关皖南事变的档案史料,深感事变制造者的史料应该是我们考证这个事变若干史实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本文拟根据国民党军方史料,对皖南事变若干史实再作一些探讨。     

从让步角度看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冲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激烈的震颤中渡过了危机,这为最终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钱俊瑞

曾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钱俊瑞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鸿声里(今锡山市鸿声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新学兴起后先后就读于鸿声小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第三师范中学,毕业后当过一年小学教员,1928年考入设在无锡的民众教育学院。由于自小生活在农村,钱俊瑞对农民的疾苦和生存状态十分关注,积极报名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翰笙发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从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建设成就

皖南事变前 ,新四军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精神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从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新四军的建设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新四军的建设仍取得了不少成就。正确认识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建设成就 ,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评价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助于总结军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建立健全领导机关红军主力改编完成后 ,国共双方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达成协议。 1937年 10月 12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对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曾一度紧张。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防止国民党继续扩大军事冲突,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烈火春秋一步遥——记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最大的反共事件,以新四军皖南部队约7000人的巨大代价警示了所有的抗日力量。事变前后,刘少奇为减少我军损失、回击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新四军的再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将永远铭记。 事变前,刘少奇精密部署,开辟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事变的幸存者有了继续战斗的依托 1938年11月,一个深秋的晴日,刘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诰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