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下的粤港协同治理——基于三种合作形式的案例比较研究

近年来,协同治理理论及相关实践在公共管理领域被广泛讨论,现有文献所关注的协同治理主要在制度背景相似(或相同)的主体间展开,鲜有研究关注存在制度差异的府际间协同合作。论文采用协同治理网络作为分析框架,以回归以来粤港跨境合作为切入点,探究程序和制度设计的差异对协同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产出是否存在影响。基于港珠澳大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和珠三角空气污染治理三个案例,论文从正式和非正式程序两条路径分析了程序和制度因素对协同行动力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协同主体间的动态关系(非正式程序)对协同行动的过程和产出影响较大。此种影响不仅降低了参与主体间的协同行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协同网络的产出。这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决策者和多边治理机构提供一个审视自身的视角,以提高现有和未来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性和产出效能。     

群际互动与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研究

文化融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特征。推动区域文化走向深度融合,是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论文以文化融合为切入点,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集体行动案例,对湾区文化融合的群际互动关系和运行机制进行论证和分析。研究发现:强组织间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作用明显,弱组织较多依托强组织开展区域文化间的群际互动;广东省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港澳两地广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的群际互动;文化融合的群际互动行为依靠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因素,社会行动者间会形成相应的文化互动场域,从而展现特定行动舞台中的多重博弈和策略互动行为。基于此,论文提出实现区域文化深度融合的新认识和建议。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分析

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区域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协商合作提供区域公共服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有其特有的逻辑。目前,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方面"合作共赢"意识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合作协调机制的缺陷以及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化等等。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思路主要有:构建多元化的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和完善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的协商协调机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为引导,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利益需求表达机制等。     

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犯罪治理可从三个层面出发,合理配置资源将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是通过治理社会而从根本上治理犯罪；二是注重微观的社会建设,给予潜在犯罪者更多的关爱和社会帮助；三是利用反向策略威慑和遏制犯罪.三位一体的策略配合能够以低成本实现犯罪治理的良好效果.     

地方债与国家治理:基于法治财政的分析径路

地方债关乎国家治理。地方债的膨胀源于政府间财政失衡,地方不宜独立对外承担偿债责任,源于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政地位,收支划分取决于国务院单方决定。为破解眼前的地方债危局,政府有必要考虑动用存量资产,变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设,则有必要用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隔断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于此同时,围绕政府债券的发行、使用和偿还,可以引入政府资产负债表和信用评级制度,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整,让其完全置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借助于这种压力,也许有助于催生负责任的现代地方政府。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研究——基于规范性文件的分析与思考

现行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范,以各地各级行政机关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购买范围的规定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庞杂。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影响、行政任务完成方式的转变、扶持社会组织的期望等四个因素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而为政府自身服务的事项以及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结合行政任务、公共服务的功能、公民基本权利、政府职能转移四个标准,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不属于购买范围的事项、不能购买的事项、可以购买的事项、应当购买的事项四类,以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有的范围。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突破执法合作困境的治理模式辨析——基于“三非两违”治理经验样本的分析

执法合作困境源于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体制和一线执法主体组织位置的特定性。执法协同模式在党政体制内统筹执法资源、促进执法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法治缺陷。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的综合执法模式,尽管回应了基层法治的制度需求,却存在权责配置不合理、执法管理不到位、执法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架构下,从制度层面提升执法合作能力,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支撑综合执法,为专业执法部门设置前置执法和执法衔接上的法律责任;整合次级执法单元,以执法奖惩机制提升执法激励,以执法规范化管理降低执法行为的法律风险,以执法信用制度和治安信息联通机制解除警力依赖;嵌入政治化的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党委领导综合执法的法治化。     

非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实践:现状与期待——公司治理问卷调查分析

非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的抽样调查表明,应进一步改善董事会的决策机制、保障监事会获得信息的权利和途径,以及进一步完善会计监查制度,以保障公司治理的高效性和安全性。     

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人们的行贿意愿会有怎样的差异?受到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行贿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廉政合作治理具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涵义?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019年在香港与大湾区A城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不同地区相异的社会条件下的行贿意愿差异提供了分析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行贿场景所预示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市民行贿的意愿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受到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社会条件不尽相同、而经济和社会交往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抑制跨境贿赂是廉政合作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证据开示的理念与趋势——基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分析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逻辑,检察官既然是承担控诉职能的主体,其全部活动的基本指向应当是获得法院的有罪判决。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必须事先向辩护一方开示证据,为     

论农村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合作式参与——基于湖州市荻港村的个案分析

在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各类民间组织与村两委之间相互支撑、相洽互适。梳理并总结农村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这种合作式参与实践的成果和经验,有助于国内其他条件类似的地方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从而达到整体提升我国农村治理水平和治理创新能力之目的。     

被围困的居委: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组织、社会与国家——基于宜街的实地调查

<正>本文的主题是居委会行政化。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困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上的难点问题。本文尝试做出这样的一种努力:一方面,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对以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展开系统性梳理、批判性反思以及创造性重构,以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基层场域中的现实展演;另一方面,     

参与程序与预算认同:基于“盐津模式”与“温岭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基层政府公共预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这取决于预算决策中的程序与社会对预算公正性的认同。论文从预算改革的民众参与的程序与社会认同度入手,通过比较分析云南省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与浙江省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分析了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基本程序,预算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技术,以及对预算合法性的认同过程。通过比较发现,经济发展差别比较大且地域跨度比较远的两种模式,在参与的程序上具有重要的相似性,即都保证了程序的公共参与度、过程的平等性和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当地民众通过程序化的参与和理性化的相互质询,学会了相互妥协和相互支持,增加了对预算分配公正性的认同。论文认为,预算改革并不在于预算总量的增加幅度,而是预算的有限资源分配如何通过程序和技术供给,使得民众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治理决策当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格局。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论文以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研究案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围绕运动式治理对官僚系统结构及运行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遵循着下行的权力路径与上行的治理路径:前者通过高层的竞争性授权,实现对现有官僚系统服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考察,进而强化中央权威;后者则通过强化部门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实现行政系统结构的整合和结构性治权的再生产。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下,以上机制与路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而且是结构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汲取治理权力和资源,打造全能政府,是运动式治理频繁出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替代与剥夺:罚金刑制度理念反思——一个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观察

当代罚金刑制度是基于短期自由刑的替代理念而得以重视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许多法阈,罚金刑被赋予了替代之外的剥夺功能。当前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财富增长方式和资产运转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违法所得通过经营行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增长、规模式增长,而且很容易混同甚至合法化。而实现"不让任何人因犯罪而获益"原则的传统机制——没收财产刑和违法所得追缴制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有效消解因犯罪而获益的现象,可能造成刑事制裁机制的运行效果弱化。结合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应当提倡罚金刑的双重制度品格:替代与剥夺。相应的,当代的罚金刑制度理应区分作为替代机制的罚金刑和作为剥夺机制的罚金刑两种类型,并分别考虑合理化建构的问题。     

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

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的转移，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对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事关社会服务提供的最终效果，受到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国家依附型路径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提供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体制内的自我调整阶段。合同外包尤其竞争性招投标的创新实践，反映上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抑制由体制内生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家关系；通过竞争性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拉开二者距离，引入委托代理关系，推进社会服务目标的稳固与实现。对A市公益服务招投标实践的分析表明，这种政府间的干预受制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制度环境，效果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间的相关制度与资源配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