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阿根廷的南极关系考察（1942-1961）

在20世纪中期,英国和阿根廷由于南极领土主权问题引发了两国在南极地区的冲突。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两国在南极事务中的关系逐渐从冲突走向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签订了维护南极和平与稳定的《南极条约》。两国在南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削弱和地缘政治上的角逐所导致的两国关系的恶化。之后两国从冲突走向合作,总体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以及美国与苏联因素的影响,还在于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两国的利益。两国在南极事务中的关系对之后的马岛战争、北极问题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对中国的南极政策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现实的环境风险,这给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带来了困境。中国政府及其海外投资者有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的法律义务。在国际投资法律政策正在发生转型和趋同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国家规制主权或片面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价值取向都将难以维系。在此情况下,客观上要求通过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各种主体在各个层面加强对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的保护,这最终将有利于中国海外投资和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的实现。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困境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策略优化

文章综合运用法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提出“数据产权—数据主权—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文章研究发现,数据治理主体和目标呈多元化趋势,引发了规制的双重困境：在法理上表现为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定位模糊所引发的数据确权争议,在治理上表现为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保护个人数据信息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多目标之间的权衡。此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应基于现有的理念共识、制度基础和战略互补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在共识、共赢、共存中寻求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新平衡。     

对外开放战略视域下中国国家经济主权安全探讨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国家最高利益契合点的权力结合。中国经济在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同时。不可避免使国家经济主权安全面临压力。主要有：中国自主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受西方国家的干扰：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有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国际经济组织及其相关国际法有可能使国家独立选择经济政策的余地变得日益狭小等等。认识并应对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中国国家经济主权安全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制定维护中国国家经济主权安全的战略策略,意义重大。     

阿根廷的南极政策探究

历史上,阿根廷的南极政策经历了20世纪中期以领土争端为主到《南极条约》签订后坚持领土主权与和平开发利用南极并存的政策。最近几年,阿根廷的南极政策除了继续坚持其领土主权要求外,还强调国际合作与南极生态和资源的保护。此外,阿根廷还摆脱了在南极问题上的政治孤立处境,与各国展开了切实有效的合作。阿根廷的南极政策一方面因英阿主权争端而给南极带来不安全因素;另一方面,阿根廷的做法对加强南美国家团结起着积极作用,对中国的南极政策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前巴西的南极政策及前景展望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近年来巴西对其南极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包括强化南极活动保障能力建设、制定具体的南极科研计划、推动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和环境保护。这种调整和优化,是由巴西在南极地区的政治、经济、科研和环境等战略利益决定的,尤其深受其全球大国政治抱负的影响。但是,面对美澳等国进一步强化南极事务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受到资金掣肘的巴西南极政策能否顺利实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南极治理的利益攸关方,与巴西拥有相似的国家身份和利益诉求,在南极事务中与巴西保持密切沟通和交流,有助于拓宽双方合作领域,丰富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内涵。     

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革

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1959年的《南极条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南极条约》为核心,涵盖1964年《南极动植物养护协议措施》、1972年《南极海豹公约》、1982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91年《环境保护南极条约议定书》以及大量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通过的措施、建议或决议在内的南极条约体系。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不断的体制变革,南极机制成功克服了由"联合国化"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动议引发的合法性危机。1991年《马德里议定书》及其附件的签署使得南极条约体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南极机制仍然面临着南极海域主权要求、南极法律执行困难以及人类活动多样化引发的商业与资源挑战。面向未来,南极条约协商国有责任采取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应对措施,以确保南极国际治理机制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现实挑战与对策思考

当前,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受到了诸多挑战, 包括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组织、参与 全球性问题治理时对国家主权的合理干预和限制,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 的经济主权造成的侵害, 也包括强权政治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甚至剥夺一国的 主权。挑战发展中国家主权安全的主体是西方大国和跨国行为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 中 国的主权安全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 树立国家主权新观念是中国维护主权安全的基本对策。     

主权与球权问题初探

"球权"指的是国际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力与利益,即国际社会共有的权利.主权和球权相辅相成,主权平等原则是球权运作的基础,球权在主权的让渡中不断完善,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主权转让中得以共享.尽管维护和发展球权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但是认同并享有它需要共同的利益基础,特别是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利益共享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球权强化的现实局限性.     

西方安全战略理论评析与借鉴

伴随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化、多元化,维护国家安全迫切需要科学的战略理论指导。熟悉了解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战略理论,是丰富发展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必然要求。借鉴、吸收西方安全战略理论科学成分、合理要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安全战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大有裨益。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印度的角色选择

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印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突显。美国强调印度的角色意义,鼓动印度在亚太地区格局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包括帮助美国制衡中国。印度欲借助提升印美关系增加战略筹码并索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谨慎回应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寻求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理性化政策选择。这似可表明,印美在稳步增强战略合作的同时,结为盟友或印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伙伴体系的可能性较小。对美印关系的判断影响对中国战略利益和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本文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印度的影响、印度的回应和角色选择以及印美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互动的初步探讨。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存在许多问题,不仅理念上只强调家庭的自我保障而忽视残疾人社会化的广泛参与,责任主体上单一而缺乏有效的互动性,而且政策上没有专项的社会救助和相关的法律保障。这些问题使得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得不到很好地满足,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成就卓著,不仅理念上由"人道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责任主体由"一元"发展到"多元",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专项保障制度和专门法律条例。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Surveillance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telligence Exchange: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Liberty

Using the revelations Edward Snowden passed over to the press regarding the actions of the U.S.’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UK’s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and their use of the Prism proje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w surrounding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n the U.S. and UK. Underpinning the analysis is the legal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s applied to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liberties. After examining intelligence exchange procedures, which for the UK is through negotiated agreements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and through the European Union’s policing agency, Europol, the main part of the article discusses legal challenges that have been made regarding surveillance and the use of anti-terror laws on citizens 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judicial decisions made in both the U.S. and UK jurisdictions. The argument forwarded is that there is a requirement for wide preventative powers being granted to counter-terrorism agencies and that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re inclusive and, as shown by the cases covered in this article, we should rely on the judiciary to perform their function in applying proportionality to each case on its own merits.     

印度对非洲的软实力外交及经验借鉴

面临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革,印度的外交观念、外交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印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愈加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这在对非洲关系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印度通过实施经济援助、加强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以及支持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权益等方式极大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非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应积极借鉴印度对非洲软实力外交经验以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冷战后老挝外交政策的特点及走向

冷战后,老挝外交政策表现出四个特点:由政治外交转向经济外交;重点发展与越南、中国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从地缘政治考虑,参与并扩大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转向"全方位外交",增进与各大国的交往。今后老挝外交政策将围绕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安全维护、地位提升等方面展开,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