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论文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嵌入性的视角,重新考察在创新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三种治理方式在人类活动的协调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极少单独行之,而是呈现出相互嵌入性。经济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由企业家行动所推动。创新活动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治理来协调,而创新型企业中的创新过程则由社群治理力主导。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集体性,因此,集聚化和网络化对于创新经济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政府通过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创新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创新政策有三种理想类型,即新制度自由主义、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和协作型协调主义。行政、市场、社群机制能否在互补嵌入性中相得益彰,是创新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跨体制流动与政策创新:制度环境约束下政策企业家的身份选择——以西南省公益金融创新为例

政策企业家如何通过主动的身份选择来应对制度环境障碍,进而推动政策创新?论文通过考察西南省政策企业家方先生推动公益银行的实践发现,当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从体制内转变为体制外时,其面临的环境约束会显著改变,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和社会网络性质为政策企业家释放更多的行动空间,进而提高其推动政策创新的能力。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对政策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更揭示出在中国语境下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一种选择策略。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专栏导语北大核心CSSCI

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专栏,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一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读.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行业同质性与商会的政策参与空间——基于昆山与厦门的比较分析

为什么不同地方相同外资商会的政策参与会有重大差异?为什么外资商会在相同地方不同时期的政策参与也存在显著区别?通过对昆山与厦门的控制性比较,基于田野调查、地方志、回忆录、统计年鉴等资料数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与商会内中小企业的行业同质性是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两个自变量的不同取值组合形塑了四种商会的政策参与空间:开放型、封闭型、政府主导的有限开放型和商会主导的有限开放型。论文主要贡献包括:第一,尝试提供一个关于地域与行业特征的视角;第二,以往研究多以民营企业商会为研究对象,少有针对外资商会的研究;第三,既有文献主要采用的是统计研究与跨案例比较研究,而少有将跨案例与案例内比较相结合的研究设计。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论文为理解当代中国地方政商关系的形成路径以及地方营商环境的变迁与改善均提供了有益启示。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制度、政策与创新体系建构: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与启示

创新驱动中的政府角色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东亚韩国,是罕见实现创新驱动的后发国家,其创新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威权主义向民主自由的制度转型,政府对创新驱动的角色作用更值得探讨。论文聚焦政府视角,扩展了雷奥尼奇的创新子系统理论,并以扩展理论为研究框架,探讨政府如何通过制度与受制度约束的创新政策,促进创新体系的多维子系统的发展。韩国创新发展随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结构变迁,政策干预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努力向市场主导的市场增进模式转变。制度的变迁是政府自主与被动双重驱动下的选择,从而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程,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大体适应了创新发展的阶段需求,但民主自由化制度下,威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政府主导的自由化历程,使政府在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三方面主导性嵌于市场增进型的创新体系建构,形成大企业集中化的创新体系结构,为自主创新的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障碍。这些为具相似制度背景的中国形成重要启示。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与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论文首次爬取了在2019年已经上线的76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的开放数据数量和质量信息,并结合微观的上市公司数据和宏观的城市层面数据,通过宏微观结合的方式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实证验证了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论文采用PSM-DID回归、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等机制,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非国有性质、低创新策略的企业,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国有性质、高创新策略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这为地方政府持续提高数据开放水平提供了实证证据。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论文从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资源、换届选举、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外部影响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影响不显著外,无论是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还是面临问题的严重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事件(加入WTO和颁布《专利法》)会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产生冲击,而邻近效应和全国扩散模式表现并不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拓展西方经典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也有重要理论启示。     

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效率:基于公共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购买服务是我国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创新。政府由此必须经常在"制造还是购买"之间进行选择,其决策质量将深刻影响购买服务政策的效果。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购买服务的前提是政府在服务的生产和交易环节获取比较经济效率。论文从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出发,认为在权衡购买服务的比较经济效率时,必须纳入对服务公共性治理的制度效率。为检验扩展的比较效率分析框架,论文对我国22个省41个市县的756名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研。研究发现,公共性治理效率会显著影响公务员对购买服务的态度,同时当前购买服务的整体效率还比较有限。研究认为,用公共性视角来补充和完善购买服务的市场化视角,能够深化和拓宽对政府效率、核心竞争力及其制度基础的理解,辅助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购买决策。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会对乡镇干部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制度约束与个体理性视角解释乡镇干部行动,缺少技术治理视角下的关注。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论文以X市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过程分析法剖析技术治理对乡镇干部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治理通过加大政策执行风险的问责机制与压缩自由裁量权的数字化技术两种路径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在对政策特征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乡镇干部根据技术治理介入程度,策略式地采取权力寻租、形式主义、避责和程序性行动。论文从问责机制的制度赋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工具赋能两个层面探讨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镇干部行动,扩展了乡镇干部行动的研究视角,为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英国企业创新政策的特点和启示

通过研究英国政府"向上竞争"、经济再平衡、联系与催化的政策目标,分析英国创新政策的原则和近年来的一些新特点,并提出创新政策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政府支持金融企业投资于创新、降低企业创新的政策成本、创新政府采购的方式方法等建议。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路径探讨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以罪刑法定司法化为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司法者如何操作法律是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完备的司法体制与先进的司法技术,更需要司法理念的创新。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刑事政策作为司法体制的特殊组成部分需要予以合理使用,法官的能动性是提高司法技术的重要环节。另外,司法理念作为思想保障,更需要确定形式理性的标准。从这三个角度探讨罪刑法定司法化实现的路径,不仅突破以往的研究方法,更是深入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方式之一。     

府际结构下领导注意力的议题分配与优先:基于公开批示的分析

注意力成为政策过程研究的关键要素,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优先性表达是理解政策变迁与体制运作的新维度。论文通过构建中央-省-市级政府首长的批示文本数据库,比较了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政策议题上分配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并检验了议题优先性在中国府际结构中的呈现。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议题作为领导注意力焦点对其他议题具有挤出效应即存在议题优先性,并且随着领导层级的降低,其挤出效应愈发显著;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议题分配上的稳定性、多样性分别与领导层级呈现出正相关性,这亦与政府职责分工体系特点深刻关联;政治周期变化对于领导注意力变迁具有显著的“间断效应”。论文探索了多层次主体的注意力比较研究,为解释中国体制运作中的“议题优先”及其运作提供了注意力层面的证据。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地方主官是政策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党管干部体制下地方主官如何推动政策扩散缺乏关注。论文建立了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多规合一"改革案例分析,初步确证地方主官从原任地到履新地的政治流动对政策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企业家的支配性权威与问题界定,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是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为建构中国特色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理解中国地方官员行为逻辑有所助益。     

"众创"试验:理解中国政策创新的新视角——基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演化的案例研究

试验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实用主义特征的政策创新策略,能够结合实践需要表现为不同样态.当前,关于政策试验的研究大都默认以"试点-推广"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而忽视了试验的多样性特征.研究基于对国家治理实践的观察和对既有框架解释局限性的反思,在经典的"试点-推广"模式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竞争性解释框架,即"众创"试验.这种试验模式主要用于应对那些具有复杂程度高、时间压力大、地方情境差异明显等特征的政策创新议题,并且遵循一条截然不同的试验路径.论文以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为例,借助实地调研资料和相关公开数据,剖析了"众创"试验的实际过程.研究发现,"众创"试验下的政策创新过程具有开放式探索、累进式创新、差异化选择的特征,并且在目标取向、中央角色、知识生产、创新扩散、发展路径方面呈现出与传统"试点-推广"试验不同的深层逻辑."众创"试验框架为理解我国政策创新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推动政策试验领域的知识增长.     

科技政策的决策科学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各国日益关注的政策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依据的潮流（王春法，2003；胡志坚，2000；李正风、曾国屏，1999）。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经济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则是别的企业、公共或私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因此，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助于促进这种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的方面或者因素都可以划归到国家创新体系之内（OECD，1997；柳卸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