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公益慈善参与扶贫:成效、问题和对策——以广东省为例

我国公益慈善参与扶贫在平台建设、模式开发、完善监管举措等方面已取得较大成效,但在制度设计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进一步搞好公益慈善参与扶贫,需要创新公益慈善参与扶贫的管理机制、合作机制、运作机制和监督机制。     

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制度化研究

作为资源下乡的重要实践载体,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网络;竞争性扶贫项目的基层运作过程是否规范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实现效果。行政吸纳型、资本注入型和“权力—资本”互动型三种竞争性扶贫项目行动者网络在基层运作的去制度化现象,迫切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统领,揭示和探索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行动者网络的制度化逻辑与路径;在为多元行动主体提供制度规范框架的同时,要兼顾多元主体的行动自主性,为维护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条件与主体基础。     

重大突发事件防控中的应急组织动员何以实现?——以党员干部下沉为例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组织环境突变，事件处置的时间与空间被高度压缩，常态化科层管理机制容易出现失灵。有效的组织动员能使组织内部的潜能得以快速释放，形成强大合力，及时纠正常规化治理的失灵。党员干部下沉是政党组织通过话语共识引导、组织结构重塑、灵活化的组织激励等多种方式实现内部力量有效动员的重要方式。党员干部下沉体现了政党伦理的价值引领、政党统领的组织再造、灵活化的组织激励、技术赋能的精准治理等多重驱动逻辑。高效的应急组织动员可以降低组织间沟通成本、实现有限资源快速集中和优化配置、重塑科层组织激励机制等，但也需警惕高强度的组织动员容易产生非理性行为，因此需要将组织动员纳入法治化轨道。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     

精准扶贫模式及其法律保障探析

推进精准扶贫工程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标志着我国扶贫工程进入举国攻坚的新阶段。影响精准扶贫的因素包括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机制不健全、公私合作协力扶贫分工不清晰、社会支持扶贫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等。推进精准扶贫模式急需完善相关的制度支持保障体系,积极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与问责体制等一系列手段,加大扶贫项目的投入和实施监督,实际提高脱贫致富的长远效果。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网络的优化

"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其具体落实。目前形成的扶贫网络主要可以概括为"政府单一主导式"扶贫网络,存在专业性欠缺、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模式下,社会工作通过为精准扶贫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促使各参与主体扶贫意识的改变,能够完善扶贫网络,优化扶贫效果,助力构建大扶贫格局。     

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优化路径分析

公务员激励机制可理解为通过比较收益确定保健基准,在保健基准上设定多重旨在动员公务员积极性的逐利目标,使公务员个人的预期行为符合组合组织职能的实现.目前公务员激励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激励手段与激励形式单一、多委托人激励导致效力的降低和激励评价机制难以确定等.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路径主要包括:动员公务员的个体潜力实现组织目标;激励手段的灵活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激励设计与组织职能和制度目标结合起来;激励的设计与执行要满足稀缺性;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相结合;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运用负激励提高行政效率.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调查研究——基于贵州扶贫对象视角的调查报告

贵州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调查贵州贫困群体对农村扶贫政策及相关扶贫服务项目的具体评价,以及帮助贫困受助方摆脱贫困所产生的因素等,对从扶贫受助方的视角来考察农村扶贫攻坚工作成效有着典型意义。在此基础上,完善扶贫工作制度建设、建立行为约束机制,使受助方参与扶贫项目过程,均可获得更加开阔的理性认知空间。     

在地资源利用: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我国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要形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社会工作如何参与精准扶贫?其实践路径是什么?既往的案例是否对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有借鉴意义?本文针对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所面临的问题,以国际NGO组织援建我国的CBHFA项目为例,就项目运作逻辑、在地资源的培育、使用及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基于CBHFA项目的启示,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路径进行了讨论,对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公务员“永业”现象及其治理研究

现代公务员制度确立之初,就将"永业"作为其重要制度内涵。上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务员"永业"制度提出了挑战,一种更具弹性和流动性的公共人事制度成为众多国家改革的取向。但由于多种原因,公务员"永业"制的根基在很多国家并未根本触及。在我国,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及运作的不顺畅,形成了公务员岗位事实上的"永业"现象,造成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不足、公共管理目标取向位移、尾大不掉等问题。因此,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结束事实上的"永业"现象是当前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     

中国共产党百年技术扶贫治贫的演进、特征与展望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技术扶贫治贫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扶贫扶智、技术先行”的有效路径,走过了简单技术运用、农业技术运用、科学技术运用、信息技术运用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治贫主体单一转向多元、治贫对象普惠转向精准、治贫手段传统转向现代、治贫结构科层转向扁平的时代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脱贫攻坚转变为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总结历史经验,强化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建构相对贫困技术解决的机制,大力提升各级教育的发展能级,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技术扶贫治贫之中,全面开创扶贫治贫的新境界。     

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风险与防范路径

贫困是我国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重大问题,解决贫困问题亟须从政府单中心扶贫模式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中心模式转变,其中志愿服务在满足贫困户的基本需求和帮助贫困户脱离贫苦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志愿参与扶贫中存在志愿者安全意识不强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健全等现象,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志愿服务参与扶贫的保障机制路径,以多维度优化志愿服务参与扶贫机制,落实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的志愿者和农村贫困群体的权益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