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代孕行为有限合法化路径探析

有限合法化的代孕行为可以帮助诸多存在生育问题的育龄夫妻解决生育问题.当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完备,在此背景下代孕行为与公序良俗的界限、代孕协议如何规范、代孕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均是造成代孕行为混乱的重要因素.建议通过对代孕行为的类型进行划分、对代孕协议制定明确规范以及规定代孕子女的抚养权归属问题,推动代孕行为有...     

“完全代孕”的法律规制初探

“完全代孕”是一种帮助不孕者怀孕生子的有效方法和法律行为。我们应当理性认识和对待代孕问题，确认和保护“完全代孕”，禁止“局部代孕”和“捐胚代孕”。当务之急应尽快通过立法来确认“完全代孕”的性质、“完全代孕”协议的效力及其权利保护与救济等一系列问题，以满足人们享有和行使生育权的正当与合法需求。     

行政协议解除权的规则体系建构——兼评《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在行政协议解除制度中具体体现为直接适用行政优益权模式和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解除权模式。行政优益权应当具有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办法或者特定领域单行立法的明确上位法基础,并且遵守行政协议解除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要件,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应当如何选择民事法律规范并进行修正;第二,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解除案件时应当从两种解除权中择一适用还是共同适用;第三,何种法律规范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和第563条的法定解除可以作为民法上解除权的规范基础,不过需要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修正。《民法典》第565条的通知解除程序规范也应当在适用民法上解除权时被参照。两种解除权构成权利的竞合,行政机关从中择一适用即可,并且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的确定

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生育方式,给法律上亲子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分娩者为母"原则受到了技术上的挑战,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根据基因来源确定亲子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背离了捐精者或供卵人的意思自治;而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标准使得代孕子女出生前无法形成有效的身份预期。从代孕协议的效力上来看,代孕协议本身并不与强制性法律法规相悖,也不会对公序良俗造成剧烈的冲击,代孕协议的效力不应被轻易否定。因此,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应当依据代孕协议确定,并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补充要素。另外,由于代孕协议涉及到伦理色彩浓厚的身份法领域,其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因此,在代孕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应当坚持"身份确定原则",严格限定当事人提起无效之诉的时效,并承认事实抚养关系。     

相关部门法缺位状态下的刑事司法判断——以一起基因代孕案件为视角

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临床医学上的应用,代孕事实行为已经进入刑事司法视野。目前,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对于代孕法律关系的调整尚付阙如,导致刑事司法判断所依据的部门法缺位、可借助的司法评价资源与通常状况相异,故而应当探寻特殊适用规则。在相关部门法律规范制定缺位、司法操作欠缺统一指导、理论解读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以法律规则为适用基础、法律原则为必要补充、公共政策为优先适用的整体性刑事法律理论在刑事司法的判断过程中具有特定意义。     

以法理视角审视"代孕行为"

"代孕行为"是指妻因无法排卵且子宫有障碍而无法怀孕,经其夫之同意后将夫之精子以人工方法注入他女之体内,与他女之卵结合,并由他女怀孕分娩该子女,分娩后委托夫妻双方为该孩子的父亲、母亲.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加之种族繁衍与延续是整个人类的责任与义务。现阶段调整"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定几乎处于空白,本文将"代孕行为"与收养法律关系紧密结合,提出有关的立法构想。     

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问题研究

随着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代孕行为随之产生,同时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其中关于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问题尤为突出。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普通的监护权认定制度,但对于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随着司法实践中相关判例的出现,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及其亲子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明确,通过对当前司法实践及现实中代孕子女归属问题的实证分析,尝试以儿童最大利益保护原则结合其他多方因素来解决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问题是一条可循路径。建议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确立代孕子女监护权原则,不断完善代孕监管,促进类案司法裁判统一,从而实现保障代孕子女的合法权益。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经营范围的登记管理,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依据有关企业登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企业。第三条　经营范围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应当依法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企业的经营范围由企业登记机关根据投资人或者企业的申请依法登记。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与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规定相一致。第四条　经营范围分为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指企业在申请登记前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     

代孕法律的比较考察与技术分析

作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代孕在道德、宗教、伦理、法律等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世界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此态度不一。本文从分析各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制入手,比较考察了美国诸州、欧盟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而从技术主义角度总结代孕的法律框架与模式。最后本文还对我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定作出考察并提出参考建议。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论代孕的法律规制

代孕是目前解决妻子不孕不育问题的一项人工生殖技术。本文认为,在我国代孕合法化有其现实基础和法理依据。在肯定代孕合法化的同时,应当在代孕类型、代孕委托人、代孕母以及代孕合同等方面对代孕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以避免代孕合法化带来的社会弊端。     

论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兼评民法典草案的有关规定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的适用有其正当性,已经为各国立法和司法所肯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亦有相应规定。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私法性质的法律责任,应当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建议在民法典合同编违约责任中增加惩罚性赔偿的有关规定。     

强制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程序法研究——基于国内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实证分析

对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程序包括强制送治程序和强制治疗程序,由于该程序涉及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应该严格遵循法治行政的原则。不过,国内各地所制定的六部精神卫生条例,赋予该程序的法根据并不充足;同时,程序法上的规定也并非十分完善。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制定《精神卫生法》,详细规定强制治疗的程序,为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提供坚实的法律根据。     

浅谈谢绝自带酒水

不得自带酒水是一个老问题,但对它的认识确是空前的一致,无论是学界还是消费者保护的实践,都把它作为侵犯消费者权利的无效的霸王条款。笔者从消费者权利的界定和刨析入手认为该约定既不侵犯消费者的权利,又不违反合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成为消费合同的有效的组成部分,消费者应当予以遵守。进而认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应当以法律的理论和相关规定为依据,而不是朴素的感情。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兼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异同简

准确把握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虽对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有所涉及,但很模糊,没有真正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本文认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聘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国家应进一步完善聘用合同法制,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制定《聘用合同条例》,并加强相关的配套建设.     

试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确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立法表达方式,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的体系完整的义务群,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很好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法规范在产生依据、表现方式、适用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的特点在我国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它是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是立法者保证合同法内在精神统一性的重要概念和技术手段,是授予、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

二审和解后撤诉与撤回上诉皆有可能,但撤诉应受更多限制。一审判决生效后法院应依请求按法定条件立案执行,协议未履行不是立案条件。既判力"标准时"后达成的和解协议可变动判决确定的民事债权,但不能冻结或取消执行力,法院应依请求判决排除原判的部分执行力。和解协议具备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即为有效,与是否违约无关。法律已规定违约责任,不必也不应援用诚信原则。对债务人的实体异议应无选择地依实体审理程序处理。由于未能把握前述法理,"吴梅案"出现了多个问题:混同撤诉与撤回上诉,违法设置执行立案条件,错误理解生效判决和和解协议的关系,异议处理程序欠缺正当性,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不符,案例名称不当。     

著作权合同中作者权益保护的规则取舍与续造

著作权合同规则和集体协商所需中介组织的双重缺失,导致我国作者在著作权合同领域面临诸多不公平待遇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比较法上作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又因不同国家相关产业力量对比差异而有不同路径。在缺乏本土基本规则支撑的情况下,更符合我国产业特点的解决路径,一方面是根据比较法经验来重新校准作者权益的保护范畴,避免以事后规则直接保障作者收益,通过事前规则增助作者的自治能力;另一方面是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从著作权法合同章和民法典合同编两个领域完成对作者权益保护的解释学续造。应将著作权法合同章中规定的许可或转让的权利种类作为合同成立的“必要之点”,要求合同条款明确列举每项权利的使用范围、目的、期限和版税标准。应在区分无偿和有偿的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的基础上,类推适用民法典合同编中合同终止的一般规则和相关有名合同终止权来完成对作者利益保护规则的续造。     

论中国《合同法》的罗马法基础——兼论以罗马法作为未来亚洲模范合同法基础的可能性

中日韩三国同属于德国法族,通过德国的中介继受了罗马合同法的8个规定,分别关涉买卖与互易的区分、定金规则、所有权移转时间与价金交付时间挂钩、无偿保管人承担标的物灭失责任的条件、债权人对诈害行为的撤销权、债的履行中的诚信原则、混同导致债消灭、不可抗力导致免责。它们构成三国法律中共同的罗马法基础。在建立东北亚共同体的框架内,产生了制定《亚洲合同法原则》的动议,上述8个规定可作为此等原则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