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史料与方法——第五届全国“毛泽东论坛”述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众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潮般涌入研究者的视野,不过在整体上,对于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最不能绕开的研究领域,也许就是毛泽东研究。然而在毛泽东研究中出现的曲解史料与错误方法,使社会上和国内外出现了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各种极端化倾向。     

历史人物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恰如其分原则——论邓小平对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迄今已经30多年了。经过历史的检验,该决议的基本结论如今依然能站住脚,其关键就在于邓小平围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主题,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历史主义原则。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条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     

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几种错误倾向评析

正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一直存在几种错误倾向,主要是: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这些错误倾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理论建设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我们抵制和批判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理论思考

一、正视毛泽东晚年错误是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关键 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立场出发,认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必须要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

<正>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很丰富。怎样看待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尽管从不同视域有不少研究,但仍有很大空间。还是在2006年8月,我曾经发表过《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一文,言犹未尽。本文想对7年前那篇文章作点补充,也可说是续篇。     

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戴季英＂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个名符其实的开国元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戴季英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决议通过30周年,本刊从邓小平1980年9月至1981年4月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中,选编了一组有关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供研究参考。这些谈话,少部分内容曾在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有所披露。标题是编者加的。     

论南方游击区的历史地位——解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科学评价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就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南方游击区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南方游击区的同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却也是很科学、很客观、很有分寸的。本文旨在解读、诠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这一科学评价,以加深认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始终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顺应革命和战争时代的发展趋势,带领全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体现出宽广、博大的世界眼光。围绕中国革命的阶段、方位、性质、道路、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以世界眼光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提出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重大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和趋势;第二,立足近代中国基本国情,探索并找到无产阶级革命规律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中国表现形式,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第三,作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伟大的一部分”的论断,阐述中国革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意义,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方位。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着手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援心,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在党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实践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成果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理论--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前27年的历史中,不论是我们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遭受的严重挫折,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在这27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主要决策者。作为记录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笔,以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它们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怎样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生一种什么样…     

农民社会地位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内核

农民的地位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内核,从制度上保护农民的利益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给予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公正待遇和平等的社会地位,才能构建起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序.     

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农业开始的.他从农业、农村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论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把"三农"工作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仍有指导意义.     

正确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研究员

记者：李主任，您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晚年也犯了重大错误，对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评价。     

“双百”方针: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尽管有着现实政治的考虑,但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同时也是毛泽东探索新中国文化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双百”方针既是毛泽东“以苏为鉴”,对新中国文化实践总结和反思的制度成果,也是毛泽东对文化问题在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它在理论探索上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一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文化问题上的系统运用.     

毛泽东正确引领对苏联历史经验的认识——国外国内对“一论”、“再论”的反响

编者引言：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     

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北大核心CSSCI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决议通过30周年,本刊从邓小平1980年9月至1981年4月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中,选编了一组有关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供研究参考。这些谈话,少部分内容曾在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有所披露。标题是编者加的。     

从“人治”到“法治”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对振兴国有企业深层次问题的探索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实行依法治理的问题,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探索世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总结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知行统一”:略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超越——兼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在批判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观点及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其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一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