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分--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局限性及其对策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 ,三者相对分离 ,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 ,相互协调。实行“行政三分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腐败的产生。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 ,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它不利于创造、灵活地执行政策 ,不利于明确政府部门间权责关系 ,不能保证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增大了组织规模控制的难度。针对这些弊端提出相应的对策 :创新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完善外部监督机制的建设 ,加强立法和运用企业管理经验以控制改革的成本。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论行政执行权的概念

行政执行权是行政执法权的下位概念,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把行政决定、命令和处罚变为现实法律关系的权力,它包括一般行政执行权和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执行权的外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分析,对于明确行政执行权的权力范围具有意义.行政执行权的形式属性主要包括法定性、不平等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执行权的实质属性主要包括公共性、正当性和沟通理性.     

"行政三分制"——行政自制的制度化尝试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使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权内部分权和制约来对行政权进行自我控制,它符合行政自制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同时又有利于预防和遏制行政权行使的盲目和专断,是行政自制理念实现的重要机制.深圳经济特区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自制和发展行政控权机制的有益尝试.     

浅析行政决策中"求同存异"原则的变异

行政决策是行政过程的起点和政府效能的核心。决策质量的优劣 ,将直接影响到决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和决策问题的解决程度。本文针对集体决策中的一种变异的“求同存异”现象及由此造成的决策与执行相脱节的危害后果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建议     

转型期我国行政人员的人格建构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依据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通过行政活动展示自身价值尊严的身心结构的总和。由于历史、经济、教育和制度等原因,转型期我国行政人格存在着“依附性”、“权力性”、“自我强迫”、“情绪化”和“悖德”等缺陷。行政人格建构必须把行政人员置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并对其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行为表现进行综合把握和全面考察,以实现行政人格由“经济人”—“道德人”—“公仆人”的逻辑演进。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及其遏制之道

政策执行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影响使得政策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权力寻租"必然扭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危害社会公平,严重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行为的形成主要有行政道德失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主体权限不明确等原因。为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工作,切实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防止"权力寻租"行为的产生。     

论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

行政决策责任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政决策并推动其执行的职责及未能履行职责时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行政决策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完善我国行政决策问责制,须从明确行政决策权限、责任,完善行政决策的道德责任制、监督机制以及依法追究行政决策责任等方面着手.     

基于权利的行政领导观念与方法

行政领导,作为一定组织中的权力人格形象,负有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执政为民”的使命,其执政过程中的权利观念决定着行政成本与效率关系,这要求建立权利主体参与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的制度,具体表现为领导决策中的权利取向、议事程序中的权利要件和以权利关怀配置行政方法与工具.权利观念对行政领导力的形成和行政公信力的建立具有构成意义和规范意义.     

行政学的主体假设

主体假设包括了对主体内涵外延、本质特征及功能关系结构等各项假设性规定的界定，这正是各个学科研究视野角度和出发点之一，通过形式的纯粹化分析建立行政主体假设认识和把握行政学，对行政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其逻辑发展的脉络具有指导意义。最理想的行政主体假设是人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的汇合点。本文采用纯粹化形式的理想类型概念“制度人”来设定和代表行政主体；制度性与人格性的统一是主体界定的理论核心；行政及行政主体的基本属性在于制度性；首要目标是实现有序的管理秩序。     

论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科学境域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知识体系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给予“科学”描述,为行政决策的一般模式建构提供了参照图景。面向古典决策理论,它具备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特质,确实也执守着工具性理论形态的逻辑进路：在坚持科学理性建构逻辑的同时,呈现“区隔”价值理性的某些倾向。这使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困囿于“自我”反思能力弱化、决策实践主体理性能力抑制以及行政决策本质厘定失位等发展境遇。因此,基于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行政环境维度,思考并探索契合行政实践的决策理论发展途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决策理论体系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行政体制改革是关于行政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职能定位、行政运行的制度安排。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与现实和有利于管理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来设置与定位;行政运行体制改革是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的“行政三分制”;行政组织体制改革是改革科层制,推进组织体系的扁平化;政社、政企关系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形成政府、企业和社区三足并行的社会结构;公务员制度与选官制度改革要根据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的原则。     

行政组织运作机制研究:纪律的视角

纪律是行政组织的核心运作机制,也是组织建构的重要工具.以纪律为切入点观察行政组织,是从过程论视角对科层制理论的补充和发展.科层组织内部有两套运作系统,其自身宣扬的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分工一协作”为特征的理性系统形象,而实质上倚重的却是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权力系统.纪律的存在确保了科层组织两套系统运转顺畅,并行不悖.纪律一方面借助定时操练、建构身份及锚定唤醒等技术,培养组织成员的服从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安排进度、规划空间及凸显共同意志等方法,统一组织成员的行动步调,双管齐下,将一个松散的群体整合为结构致密的集体行动单位.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概念辨析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相关概念。其相同点都在于“执行”,即“做”或“行动”,但执行、行政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又是互不相同的概念,其区别不仅表现在其执行的内容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其执行的主体、客体和执行的方式不同。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执行”三者的统一。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行政权力运行畸变的原因探析与矫正对策——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量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中的权力主体也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对这种自利性加以软化,政府及其官员的自身利益就会不断扩张,这种利益扩张又与行政权力的腐蚀性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公共利益的异化和行政权力运行的畸变。矫正行政权力运行畸变就必须实现行政权力设置的法治化,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行政权力监督的多元化和行政权力主体的自律化。     

延续与开拓：“无限”型与“两合”型行政管理模式之比较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按照社会资源配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无限”型、“两合”型和“有限”型三种。纵观当代中国发展史，我国经历了“无限”型和“两合”型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相对于“无限”型而言，“两合”型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和开拓性。其延续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权力继续拓展；二是继续追求共同的价值取向——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行政层次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成为不变的常量等。其开拓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逐步理清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革了党的领导方武——由党政不分走向党政分开；三是行政系统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四是由依文件行政逐步走向了依法行政。     

民主行政视野下“公共”行政精神的修复与重塑

民主行政作为一种适应后现代社会迅速变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行政模式,蕴涵了丰富的“公共”行政精神。对于当代政府行政活动中公共性逐渐流失和“公共”行政精神日益衰微的现实,要以民主行政的理论视角来引导“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塑,着力催生民主型、法治型、公正型、服务型的“公共”行政精神,以实现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     

试论行政权力折射现象的负面作用及其防范

一 行政权力是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但是,人们常常把法律化的行政权力人格化,似乎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头上都拥有“权力光环”。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在行政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一是在法定的权力范围内、依据法定的程序执行公务,对这种“阳光普照”式的依法行政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行政权力“直射现象”;二是直接将公共行政权力当作个人的权力和资本,谋取个人私利,我们称之为行政权力“反射现象”;三是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的影响力为家人或他人谋取私利,我们则称之…     

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吗?——基于行政生态视角的行政国家形态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东亚行政模式”实际上是对行政国家一般特征的错置。尽管中、日、韩三国在治理传统上有诸多共性，但这三个经历过现代国家建构洗礼的国家在行政国家的形态上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基于行政生态视角，从制度环境、主体结构和行动过程等三个维度开展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行政国家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并不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通过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在学术上澄清行政国家不同形态的基础上，更要深刻领会其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差异，在实践上真正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