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基于纠纷解决体系的思考

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济为目的的信访问题时,难免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从比较法的角度,信访权更接近于国外宪法所普遍确认的"请愿权"。就请愿权发展轨迹来看,早期的请愿权兼具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双重功能,之后随着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大量的私人纠纷主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请愿权的权利救济功能逐渐式微甚至消失,今天请愿主要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存在。请愿权在现代成熟宪政国家中的发展变迁图景为我们思考信访在我国如何进行功能转换提供了思路。我国应通过完善司法救济制度逐步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中剥离出来,使信访回到原初的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功能上来。     

国家治理视野下信访制度特性和功能的再审视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宝贵制度资源,它是体现"公民信赖"的制度,是遵循"动态民主"的制度,是简便高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范围广泛的"权力监督"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审视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具有特质数据、负正效应、隐性推力和刚性依赖等四大特性。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权益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风险预警、政策纠偏的制度设置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法定渠道,从长远而言,推动新时期信访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积极推进以信访立法为抓手的信访法治化进程,推进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推进信访机构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特色智库。     

法治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具有悠久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的制度,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权力监督及权利救济的功能,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我国的信访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民联系、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信访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必须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思路和措施。     

制度互补与制度替代--政治参与视野下的人大与信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信访制度一道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制度成长逻辑、运作形式.信访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意外出现使得人大一开始承载了信访的特定功能.随着信访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不断膨胀,人大信访工作也逐渐扩张.然而,在现有的权力运行框架下,人大信访工作的扩张却是以人大制度本身代议功能的边缘化为牺牲品的,这样非但不能根本上缓解信访机制所面临的压力,反而会通过人大代议功能的边缘化,最终损害中国政治的参与结构."信访洪峰"所昭示出的参与危机的解决有待于包括人大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参与结构的整体完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实践困境、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制度理念。但在实践中,依法分类的界限和标准的模糊性、法治体系与群众生活诉求的非对称性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较弱的依法治理能力都制约着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制度理念的实现。而信访工作机构的科层化运作与群众信访诉求的平面化生成之间的矛盾、法治系统与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之间的矛盾则深刻揭示了依法分类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本质上反映了信访工作中政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缓和这种内在张力,需要结合基层信访工作实践创新工作机制。优化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工作实践,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建立信访诉求化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立足于信访的社会治理功能定位,采用"先调后导"的工作模式,逐步吸纳法律精英人士参与到依法分类治理实践,进而有效实现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制度理念。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我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     

法治视角下的信访功能定位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信访制度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要求,在公民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当下信访制度功能错位的影响,探讨信访功能的回归途径。通过民主法治的全面推进、人大制度的健全完善、司法救济机制的改革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完善信访制度研究

信访制度在中国政治环境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信访制度已经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完善信访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整体设计,从改革信访体制、健全信访机制、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推进信访法治等方面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路径。改革信访体制,可供参考的模式有:"机构整合"模式、"功能整合"模式和"专门委员会"模式;健全信访机制,重点是:健全信访问题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信访问题监测预警机制,权益保障、疏导教育、稳定控制相统一的问题处理机制,司法、行政、社会相配套的权利救济机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方面齐抓共管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信访工作方法:即创新"预防"工作方法、"受理"工作方法和办理工作方法等;推进信访法治:即明确信访机构的法律地位、信访法律关系、规范信访程序、规定信访机构的权限、明确国家机关在信访工作中的责任等。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信访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访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前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信访制度改革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认为信访制度改革应坚持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实现信访治理的系统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注重疏导、加强引导,实现信访治理的综合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信访治理的源头化。     

网络信访:概念辨析、实践演进与治理创新

网络信访是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实践,可以推动传统信访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符合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政府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网络信访"这一概念缘起于政府信访工作的实践,涉及信访信息系统、网上信访、信访信息化和网络信访等四种表述方式。追溯网络信访的实践演进,大体分两个阶段:一是基于政府专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二是基于互联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以淮安"阳光信访"为案例研究发现,网络信访的治理创新主要体现在方式创新、流程创新、功能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在这四种创新中,方式创新和功能创新起核心作用。     

以有序的政治参与化解信访难题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警示我们,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符合政治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信访参与陷入了种种困境,以政治参与的视角透视其成因,包括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相关法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官本位与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上访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鉴于此,提升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完善法律引导、大力发展政治参与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网络信访、社会组织参与等新形式就成为化解信访难题,引导公民信访参与有序化的重要途径。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与制度安排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主要表现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预警机制不完善、工作流程阻滞、特有文化与法律权威的矛盾冲突。其原因在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存在着人治色彩、救济功能大于法律救济功能、与群众工作的互联互通程度较弱。提高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程度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健全群众工作制度,以群众工作统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合理配置和科学设计纪检信访举报权力以及流程;健全法律制度,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体制之内"变为"法治之内"。     

信访制度改革的争论与改革创新

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主要三种观点存在明显的争论,但三种观点都将信访工作的主要功能领域界定为事后纠错或救济,实际上都是在"信访后置"的模式下来认识和分析信访工作的弊病,并据此提出改革的方法。"信访后置"因信访机构本身权威的缺陷难以有效解决剧增的信访量,也无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应将"信访后置"转变为"信访前置",将信访工作前移至决策环节,在源头上化解和防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