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可持续政治稳定的根本支撑北大核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逻辑起点和根本着眼点是为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可持续政治稳定,并且其也能为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提供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的优化有助于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结构要素的平衡也支撑了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在当代中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则为诸要素的优化和均衡乃至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提供根本指针。     

人民政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人民政协的成立及运行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人民政协独特的政治制度特性,有力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它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凝心聚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为政党和谐提供重要保障;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为党和国家民主科学化决策提供平台。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动态治理：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现代国家治理思想初探

现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的,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一重要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其重要方面。现代国家治理思想是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理论,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方面：经济治理要活、政治治理要稳、文化治理要正、社会治理要善、生态治理要美、党的治理要正。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党的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予以重点把握的关键内容。然而,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的挑战、政府方面的挑战和"五位一体"建设方面的挑战,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运行。为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个新的高度。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最好形式,它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运行、民主政治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都需要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显著优势和实践要求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新时代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政治资源。学“四史”有利于我们党找准历史定位以增强行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溯源初心使命以坚定“四个自信”。“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优势:坚定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道路以坚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景目标;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新时代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为奋战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