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换:从“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兼谈WTO时代工会的组织改革

劳工政策是一种与工资劳动者相关的涉及领域广泛的公共政策。“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的体制转换,有其背景依据和可行性意义。政策方式是现代执政党实现领导的首要途径,党以及政府在“劳工政策”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劳工政策体制及运作的角度看,工会组织的功能、构成、体系及行为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效能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理解“十三五”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脉络。全面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应置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场景,从“嵌入”和“激活”的视角加以阐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党政体制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将党政体制的权威资源、环境法治的制度资源以及公众参与的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为贯彻最严《环保法》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赋能增效。在此基础上,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建构一个整体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治理效能的综合框架成为必要。所以这里运用政策执行理论,厘清政策行动、政策产出以及政策结果的分异与联结,进而呈现“美丽中国—‘最严环保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地方党政机关—排污企业—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链传导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体制转换：从“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

劳工政策是一种与工资劳动者相关的涉及领域广泛的公共政策。“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的体制转换，有其背景依据和可行性意义。政策方式是现代执政党实现领导的首要途径，党以及政府在“劳工政策”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劳工政策体制及运作的角度看，工会组织的功能、构成、体系及行为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Z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在梳理政策工具类型、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研究假设,认为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通过深度访谈四川Z乡的相关群体,选择该乡若干个案来具体分析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池资源供给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逻辑。文章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指出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是基本原则;引导类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管制类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类和自愿类工具逐渐增多是基本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性是如何影响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的。本文主要局限在于没有访谈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未能从他们那里选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     

倡导联盟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子系统效应

倡导联盟框架是由保罗·A·萨巴蒂尔于1987年率先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理论之一。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s）是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单位，而联盟及其权力博弈是其分析视角，政策取向学习则是其重点关注的要素，联盟之间通过权力博弈和政策学习实现政策稳定与变迁的动态演化。倡导联盟框架的演进经历了从起源到成熟定型的过程，其标志是概念框架图的固定，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基本假设、构成要素和核心命题。基于中国情境推进倡导联盟框架的理论发展、通过框架应用改善中国政策过程质量和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仍然是中国公共政策学者需要努力和坚守的使命。     

发展中的政策过程理论——我国政策过程理论发展回顾与展望

政策科学在我国90年代才真正开始兴起,而政策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则更加滞后。政策过程理论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或称为中观理论在整个政策科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这要求我们应重视其理论的引介、探索和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介绍和借鉴国外政策过程理论,又要更加注重梳理和总结国内主要的政策过程及其理论方面研究的文献成果,从中获得发展我国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启迪、思路和脉络,从而更好地把握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政策网络理论的完善路径:与IAD的整合

政策网络理论要想超越“描述”功能,增进其“解释”功能,必须与其它理论相整合,而制度主义与政策网络的嵌套与整合,可增强其在政治与政策过程中微观层次方面的描述能力以及因果关系方面的解释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而在网络分析与IAD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政策网络与制度主义相整合的分析框架,以为相关经验研究提供前提.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政策实施及分析框架

构建政策实施的中层理论，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我国政治过程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而中层理论建构的切入点之一是分析单元的恰当选择。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县域的聚焦，为“县”作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可能性，但其在研究中尚处于典型而模糊的状态。反思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研究中，需转换定位将县作为“独特整体”，而非地方/基层的典型代表；在政策试验研究中，则需从“局部试验”的思路转换为“单元试验”，把握县作为“试验单元”的价值。研究提炼了“县级独特性”和“县域整体性”两个核心维度，搭建了“县”为单元的政策实施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县域政策实施分析的推进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同时对整合经验发现以构建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理解我国政策实施、解读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联具有借鉴意义。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西方公共政策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受西方社会科学"叙事转向"的影响,公共政策叙事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的演进历程,发展出了包括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政策叙事的基本内涵、微观结构与动态过程、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作用机理等内容,回顾政策叙事研究的沿革脉络,探讨政策叙事研究的缘起、关键议题与核心,发现政策叙事在揭开公共政策过程"迷纱"、推动政策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公共政策叙事研究需要拓展不同政策领域中的研究,深化公共政策中共识性研究,加强政策叙事与政府治理关系的研究,以及推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     

“体制有效”：环境治理体制研究的组织学范式论述

环境治理体制研究的组织学范式应遵循组织研究的功能主义传统,采用中观层次的研究策略,从组织控制的视角出发建构新的分析框架,即析解出环境治理的职责、激励与信息等三大研究题域,并进行逻辑延展。在组织控制视阈下,环境治理的职责配置构成了“体制有效”的制度前提,而激励机制与信息渠道分别成为其效能工具和技术保障。     

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

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社会.当前中国南于面临着国家建构和民主建构的双重任务,正式规则的建设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很多利益与诉求以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形式向体制寻求表达.本文在对非正式约束的内涌和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区分了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匿名性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对机式政策参与四种政策参与类型,并且认为中国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发展方向应从提升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化水平和程度、划定公民理性参与范围,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运用三个方面建构生产性制度,实现非正式约束与现行制度的耦合.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品质,必须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效衔接起来.作为政策过程理论发展中的新兴范式,政策扩散理论可以为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一个适宜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中国基于“政策试验”的政策扩散过程因其自身特点,亦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做出相应的调适.通过对中国以试验为内核的政策扩散现象进行长期且扎实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扩展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版图,甚至还有望重新定义整个政策扩散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理论进路：评述与比较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4种理论进路各有特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分析非常清晰,可提供直接的政策工具;演化经济学给予科技发展一种系统的理解,可得到科技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安排;STS以宽阔的视野,在政策导向、科技行为的规范、政策对科技的建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措施含义;政策科学的分析关注政策系统,为改进政策过程提供认识基础。基于对4种理论进路共性与差异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整合的概念框架。     

从公众话语走向政策话语:一项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实证主义逐渐兴起并演化成为一种潮流。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不同,后实证主义将价值多元和建构主义引入自己的视域。在这种背景下,话语模式也从以前的"实在论"转向"建构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感受、认知、体验和创建世界。在"建构论"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建构与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创设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过程,因此成为一项理解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那么,现实世界中公众话语是如何建构成为政策话语的?我们寻访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线索:存在一个话语能量场、公众话语的演进过程、形成话语联盟以及话语自身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政策问题话语建构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