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公司利润分配规则的比较分析

公司利润分配规则 ,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之下的一个子规则。公司分配的界定 ,应重实质而轻形式。公司分配标尺的确定 ,须兼顾股东投资的回报与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我国公司法学理须重新思考公司分配的内涵 ,并修正公司分配的底线标尺。     

认真对待公权力

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国家机关要想认真对待公民权利,与公民建立和睦的关系,响应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号召,国家机关就必然要认真对待公权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之间关系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进程。公权力作为连接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条敏感纽带,其重要性是尤其不可忽视的。然而在我国,关于公权力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在分析我国现阶段公权力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以期国家机关能够认真对待公权力,很好地行使公权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模式选择

公司社会责任规制依据、动因、及进路的研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除股东外）的保护,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本文以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为主要切入点,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范围、动因和具体进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民营企业）进行法律分析。     

公司清算清偿责任中该怎样计算诉讼时效

公司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过,应综合具体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以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非债清偿的构成及其法律效果研究

文章首先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了非债清偿的立法例 ,然后从物权变动模式出发着重论述了非债清偿的法律构成与法律效果以及非债清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排除。指出非债清偿法律效果的构造直接决定于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并由此影响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在民法典中的形式架构。     

公司资本退出机制的思考

公司资本退出是股东权保护的底线,但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以及对资本流动价值、公司团体性等认识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退出之功能的实现。将资本退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归纳具体的退出方式于统一的退出规则之下,是确立和巩固其法律地位的必然。尽管资本退出仅是股东自我保护的最后手段,但退出机会的提供以及退出利益的保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公司减资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减资规则,既关乎公司资本安全、债权人保护,又关乎股东平等与公司自治。我国《公司法》上的减资规则面临两重困境,一是因法律漏洞引起的同案异判困境;二是《公司法》的修订解除了对公司资本制度的大量管制情况下的体系协调困境。减资规则系统性的变动,有资本维持路径与偿债能力测试模式两种方案,《公司法》的修订延续此前的法律逻辑选择了前者,并对违法减资法律责任、形式减资、非等比例减资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虽然具有显著进步,但仍是未竟的转型。沿着《公司法》的理念,减资规则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从严解释实质减资规则,从宽解释形式减资规则和非等比例减资规则。从制度完善的角度而言,减资规则应在继续秉承资本维持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偿债能力测试模式之优势,通过赋予董事会在特定减资事项上部分决策权限,以偿债能力声明机制改进减资通知机制等具体举措,实现减资规则的系统性“升级”。     

浅谈公司资本制度的转向——从"资本维持"到"资本变动"

传统的公司资本制度以资本维持原则为核心,其本质是试图使实质资本适应形式资本的变化。本文认为公司资本制度应该实现由"资本维持"到"资本变动"的转变。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视野中的资本维持原则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将注册资本由有限制的认缴制改为完全认缴制,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额限,相应的登记程序也得以简化。仅从形式特征上解释,我国目前公司资本形成制度依然是法定资本制,但是,在资本制度变革之后,我国公司的信用基础已彻底从资本走向资产。公司信用基础的转型,给传统资本维持原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资本维持在对象、过程、程度和功能四方维度上面临更新和重塑;另一方面,资本维持项下的子规范体系,抽逃出资、公司担保、利润分配、减资等规范也逐一需要反思和调整。     

两大法系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与我国公司治理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 1．英美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特点 英美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机制特点：（1）企业融资以股权为主，债权为辅，资产负债率较低。较之德日而言，美国的证券市场相对较发达，并在企业融资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资产主要来源于股权。（2）市场导向型治理机制侧重于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外部约束。与公司资本结构的股权资本为主和股权高度分散化相适应，美国的公司治理更加注重通过外部控制实现对企业的经营者的治理。     

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引发了对现行抽逃出资规则的普遍质疑,也进一步强化了以"侵占公司财产"取代"抽逃出资"概念并追究抽逃出资股东侵权责任的改革动议。然而,从公司财务结构看,股东抽逃出资包括侵占公司财产与增加公司负债两条路径;诉诸于侵权法更忽略了禁止股东抽逃出资是公司法最古老的理念以及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要义。由于我国《公司法》缺乏股东—公司间资本性交易的规则框架,导致最高法院抽逃出资司法解释的不周延;它与《公司法》下分配规则的疏漏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实践中抽逃出资问题的困境。摆脱困境不在于抛弃抽逃出资概念或诉诸侵权法,而应重构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基础。     

公司转投资、保证、借贷、捐赠规则

公司转投资、保证、借贷与捐赠行为 ,为传统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之下的子规则。这四项子规则的共性在于 :行为本身均隐含着直接或间接的公司资产减损或资产丧失的风险 ,从而有损公司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审慎地考察此四种子规则的利弊得失 ,使我国的相关立法更臻科学     

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

代孕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代孕规制的效果。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完全禁止型、有限开放型和非统一规制型三种代孕行政规制模式。我国现行行政规章对代孕所采取的完全禁止模式,并不违背行政规制的基本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更尊重人性的且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行政规制模式。然而,出于更有效规制代孕之需要,我国现行代孕规制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规制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商业化应用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有效规制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有四种规制模式比较分析后，就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模式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发展研究

动态社会契约论论证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主体多元,食品安全规制主体由两元对抗走向多元和谐,规制价值应然逻辑也从单维一元发展为多维多元,形成多种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运用交易成本、规制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为经济参数对行政性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和社会性规制模式进行实然分析,整合现有社会规制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功能互补、机制协调和力量互动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