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基博批59分想到的

钱基博（1887—1957）先生乃钱钟书之父，近代著名国学大师与教育家。钱穆先生晚年说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便是钱基博。1930年代初，钱基博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大西路），任国文系主任。一次，他批给穆时英“基础国文”一科的分数为59分，需要补考。穆时英去求钱基博加分，钱不买账，坚持原立场，气得穆时英啼笑皆非。     

钱基博是如何教育儿子钱钟书的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今之世人，多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在儿子钱钟书之上。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无锡走出的这对父子就是这样的佼佼者。那么，钱基博是如何教育儿子钱钟书的？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87年，与弟基厚孪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他自幼聪明好学，5岁由长兄子兰授课，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并能背诵。10岁时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     

钱穆的《国史大纲》

国史,即一个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国史之悠久、连续无间断及完备详密,无过于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即可为证。但一部二十四史毕竟难以全读。缩编的国史简本,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是比较可读的。两书观点各异,材料则互相补充,对照着读颇有味道,亦读书一乐也。 已故的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国学家之一,他自学成材,著作甚丰,以史学见长,尤擅先秦史和秦汉史。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赞成资本主义化,可说县一位中国     

历史漩涡中的钱基博

很多年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一位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销声匿迹于人们的视野中，即便在近年重新发掘钱基博的背后，也是其子钱钟书巨大的身影。但自2007年钱基博诞辰120周年之际，华中师大召开“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到几家出版社系统出版规模庞大的钱基博作品集，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形象已逐渐清晰起来。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被创造、被发现的过程。     

试论国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国学"当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范围,但并非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国学"。"国学"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以保护、延续和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因为国学的召唤力,每一次都产生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国学"不是恢复到过去的"道统",国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立国与人伦的道德、人文精神,帷有贯通中西,汇其精华,"立乎其大者",才能享此殊荣。但"国学"并不寻求霸主与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共同担当起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如何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

蒋介石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的重点偏重于国学,要他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文化. 　　蒋经国在回忆他的成长时,谈到不少蒋介石如何教导他读书学习修养的情况.……     

当前国学热中应注意的几种倾向

1、要警惕国学复兴中的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些年的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中,始终有这样一股思潮,似乎中国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     

21世纪是发扬光大自然国学的世纪(下)

2"、独尊儒术"造成自然国学史的大断裂秦汉时期,自然国学与整个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受两次大的冲击:一是焚书坑儒,一是独尊儒术。对自然国学而言,从《汉书.艺文志》所保存的先秦诸家的著述看,独尊儒术所给予的冲击远甚于焚书坑儒。     

梁启超的文化理念及其意义

梁启超不仅界定了文化的内涵,考察了“文化的总量”,系统回答了文化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化,而且彰显文化的民族性,用文化将个人与群体、社会联为一体.梁启超对文化的界定和诠释紧扣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传”这个主题,既影响了他的国学理念,又与国学一起弘扬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胡适两次顶撞蒋介石

胡适令我由衷尊重，不仅因为他是与陈独秀并肩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也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30多个博士头衔、学富五车的大师，更在于他具有知识分子极其难能可贵的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最近从《报刊文摘》看到胡适当面拒绝蒋介石布置的政治任务的历史资料，更使我对这位已故国学大师充满崇敬之情。     

论“国学热”背景下的大学语文教学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语文教学如何更好地为传承、发扬国学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试从传承国学这一角度来探讨当前的大学语文教学,以期为大学语文教学找到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大学语文教学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国学大师南怀瑾的两岸情

促成“汪辜会谈” 南怀瑾集国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一身，在两岸三地享有盛誉，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政治贡献。曾经在南怀瑾晚年多次探访并深谈的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对亚洲周刊表示：“其实，南怀瑾最关心、最在意的还是政治。     

大学精神走出困境的传统文化影响

大学精神面临困境是目前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大阻碍因素。大学精神在根本上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大学人的精神,大学精神困境的实质是大学人的价值观危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一所大学在形成、塑造它的大学精神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论舜文化在曾国藩伦理思想中的投影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框架，经儒家的传承，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曾国藩，清末理学大师，深谙传统文化。事实上，舜文化中的家庭伦理、立德诚信、政治伦理无不在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上得已体现。可以说，曾国藩的伦理思想是舜文化在他身上的投影。     

以国学为载体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人格培养探讨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国学为载体对青少年进行人格培养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挥国学在青少年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必须以目标的指向性精选典籍为内容,以途径的多元化营造教育环境,以实践的主体化构建内化平台,把握好传承文化与学习典籍、目标与切入点的统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整合。     

国学研究的跨文化理念与方法

国学与国学研究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国学虽是近代产生的概念,但其内涵却可以涵盖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它主要属于价值层面,是"德性的学问"。国学研究才是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它将国学视为研究对象,主要属于知识层面,是"文献的学问"。国学研究应该暂时搁置价值争端,提倡一种"学无中西"的跨文化理念与方法,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国学。     

用法治思维推进公民文化培育

<正>一、问题的提出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我国民主深度发展的难题,其解决之策也可从文化方面来寻找。只不过这个文化,应该是公民文化。在阿尔蒙德和维巴那里,所谓公民文化是由村民、臣民和公民三类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三个方面不断累积融合而成的混合型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与政治文化一致的内在属性。承袭阿尔蒙德和维巴对公民文化的界定、参考国内学界对公民文化的理解,笔者     

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称谓及国学研究

综观近代国学思想可以发现,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思想在近代哲学家中最为相似,而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渐行渐远。进而言之,两个人的国学思想之所以高度相似,源于对诸子百家的整合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宏观认定。这些通过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称谓最直观地表现出来,并且直接影响着两个人对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审视和对国学的研究。康有为、谭嗣同都以孔教、孔学整合诸子百家并且以孔教、孔学称谓中国本土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两个人国学理念的契合度和相似性;反过来,相近的国学称谓以及国学理念不仅决定了康有为、谭嗣同对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审视,而且框定了两个人国学研究的宗旨、内容和范围。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钱穆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创办

钱穆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他对教育所持有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实践是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首先对钱穆理想中的教育进行解读,进而介绍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以及新亚书院在现实发展中所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新亚书院的成功创办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以及高校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