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创设与行政诉讼——基于行政诉讼的建构理性

行政诉讼因建构理性而在本质上异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建构理性决定其需要法律创设,尤其需要宪法创设,否则将因动力缺失而先天不足.我国宪法对行政诉讼的涵摄正面临上述困境,回应乏力.为实现宪法与行政诉讼间的共生,须实现宪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纯粹化”,并关注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法)的宪政背景,关注行政权的来源与合法性问题,开启一种精细化与体系化的研究方式.如此始能“激活”宪法,“救赎”行政诉讼.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宪法性分析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同其他诉讼法律适用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在法律适用的目的、主体权限、法律冲突的解决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宪法性。研究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宪法性对于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背景,认清法院司法审查的权限,妥善处理行政诉讼中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尤其是法院同行政机关的关系,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地看待行政诉讼证据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理论通常认为，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或就是事实本身，并认为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等特征。由此，学界确立了可称为“不属实者非证据”的理论。但这一理论本身存在许多矛盾，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本文拟对“不属实者非证据”理论存的矛盾和弊端作深入分析，指出我们应现实地看待行政诉讼证据，同时，提出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必要分类。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和实际需要出发,应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作扩大解释,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定法上的依据,而且也符合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趋势。     

国外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研究——兼论行政诉讼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

宪法案例是西方宪政国家宪法实施的标志,探讨行政诉讼在宪法案例中的作用,有助于借鉴国外宪法实施的经验:在诉讼中行政法问题演变为宪法问题,宪法是处理权利争议的最高标准,权利是宪法司法实施的动力,社会转型为宪法的司法实施带来了机遇.     

从行政诉讼走向宪法诉讼——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尽管围绕齐玉苓案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基于对宪法典相关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宪法应该具有直接适用性;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启迪;立法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此有必要深刻反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制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权力中自然地蕴涵了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内容,但在齐案的批复中最高法院并未“挖掘” 出“隐含”于宪法中的违宪审查权;我们认为,适合“挖掘”司法审查权的案件应是公法案件,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最终会产生一种建立、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的社会需要。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杭州: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地

2008年，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提出，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杭州应尽快设立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纪念馆，以便更好地保存、纪念和宣传那段光荣自沥史，让更多的国人知晓宪法诞生的历程。这一建议作为政协提案，     

论军事行政诉讼与军内行政诉讼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军队如何适用《行政诉讼法》,军内可否适用《行政诉讼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了军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就军事行政诉讼的理论界定、军内是否适宜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讼法》对军队的效力问题,作一初浅探讨,以期引起对军事行政诉讼问题的足够重视。     

行政诉讼——谈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中有明确规定。这条原则被认为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原则之一,藉以同民事诉讼相区别,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通说。这一原则的根据是大陆法系的“行政机关没有对国家权力的处分权”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现了国家权力的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的特点,涵盖了国家权力的应有之意。但以“行政机关对国家权力没有处分权”来否定调解的适用真是勿庸置疑的吗?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否符合现代诉讼程序理念和现代行政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从立法历史来看,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反复。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     

预防性行政诉讼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事后救济型行政诉讼,常常无法排除或修复行政活动对原告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威胁到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应尽快弥补这个法律缺失,建立以事前和事中救济为特征,旨在对抗威胁性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实现权利有效保障。     

行政诉讼第三人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确立了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但只作了简短的原则性表述。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不足,理论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产生缘由和价值,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分析第三人的相关问题。     

论行政诉讼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几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成就是显著的。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相继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新的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今后,我们党要领导人民继续制订和完备各种法律,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从备方商保证政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我们对于刑事诉讼,已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于民事诉讼,也已有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和其他有关单行法规为依据;而对于待政诉讼,目前虽有一定的章程可循,但尚待“继续制订和完备”。     

行政诉讼目的论

目的论是人性论。它是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前提性理论,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且更具实践意义。由于行政诉讼具有多维性,它既是权利与权力的共同规则,又是从“实然”中寻找“应然”的科学,既是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又是为权利而奋斗的机制。因此,行政诉讼之目的也就具有多元性——可分解为程序正义、利益平衡、促进合作以及道德成本最低化等若干层面。     

公证行政诉讼

一、公证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点公证行政诉讼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制度。所谓公证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公证机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解决当事人对公证处拒绝申请公证不服,或者认为公证事项处理不当而产生的,以公证机关为被告的公证行政案件的全部活动。从公证行政诉讼的概念可以看出,公证行政诉讼与公证复议,与民事诉讼以及工商、公安等方面的行政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已经于200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为准确领会《规定》精神,本刊精心组织了四篇有关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研讨文章,作为贯彻落实《规定》的积极回应,同时希望对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质量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强制措施

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的概念和意义 行政诉讼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为保证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和法院裁判的顺利执行,对妨害行政诉讼秩序的行为人所采取的强制手段。这种强制手段本身不是诉讼程序,但它是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因而构成了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