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解读剥削理论的视角转换——兼评析关于“剥削”的争议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基础。但是，劳动价值论经历了市场价格机制的实践外化与波动过滤后。则出现了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值论对立的幻象。这种幻象使我们曾经长期陷于既要维护马克思关于剥削的基本理论，又必须跨越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与需求或稀缺价值现实鸿沟的尴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较强的学者大肆抬高需求或稀缺价值，贬低甚至否定劳动价值论。其解何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视域中，劳动价值论仅仅是剥削理论价值理性层面的逻辑基础；评价剥削现象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是历史与道德价值统一标准；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剥削新情况的分析，更需要我们注重政治哲学视域的分析。     

代际权利与话语：“80后”社会评价的变迁——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

＂80后＂青年引起了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对其评价也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变迁。从代际视角看,＂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转变,但＂80后＂对自身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与＂非80后＂对其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报道与社会评价变迁契合一致,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的重新定义标签的过程。基于代际权利和话语角度对＂80后＂社会评价变迁进行理论阐释,从中得出社会评价变迁是建立在评价对象社会地位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基础上的话语重构。群体符号标签动态的产生与转换的变迁研究将有助于群体符号＂正名＂或者＂更名＂政策的实施与监测。     

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基于在山东省招远市的实地调查

本文结合在山东省招远市所做实地调查的结果,描述了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情况,指出在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表面和谐"之下,老年人物质生活水平低、生活照料不足、精神慰藉严重不足的现状,并对农村家庭如何构建和谐代际关系和处理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困境及其消解策略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意识及其整体主义致思方式，不啻为一次新启蒙。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旧形而上学之后却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在其后果上引发了价值多元主义的自我悖谬。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在一个“诸神纷争”的价值处境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消解策略，其中确立“边界意识”的策略具有理论合理性。     

驻村帮扶干部何以异化?——基于石村的个案调查

当前部分地区驻村帮扶干部出现的懒散情绪与消极行为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文章以考勤制为切入点,以过程-事件为分析视角,运用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方法,以个案研究形式探讨在扶贫"收尾期",考勤强化是如何生成"事少人多"悖论,进而驻村帮扶干部扶贫行为如何异化。研究表明,"加压驱动"是异化背后的制度生成逻辑。"加压驱动"其一是压力型体制下,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强制加码施压;其二是晋升锦标赛下,本级政府基于政绩打造考量而自我主动施压。压力合聚,加压驱动,遭遇基层驻村帮扶干部的软抵抗,是驻村帮扶干部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目前基层治理出现的很多症结,追根溯源,在问题深层处能够寻到"加压驱动"影影绰绰的行踪。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分析——基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的视角

开放并加强地方政府发债管理是学界多年所关注的改革大计,随着财政部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国务院待批,我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将是大势所趋.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三个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地方政府职能重要性的进一步凸显、现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匹配财力与事权效应的不显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代际不公平"的问题,都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提出了紧急而迫切的要求.     

没有富足,平等何以可能?——柯亨的正义理论述评

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富足会带来平等的正义逻辑面临现实的挑战,而以捍卫平等为目标的柯亨在批判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同时指出罗尔斯分配正义所蕴含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在匮乏的前提下为平等寻找规范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税收对人们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真正的平等才得以可能,从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平等观。     

转型期中国社会代际问题研究——基于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

转型期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形成鲜明的代际变化。20世纪中期,鉴于西方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变迁下代沟问题日益突出,玛格丽特·米德就文化变迁下的代沟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与后喻文化中的年长者与年轻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本文通过列举转型期中国60后、70后、80后与90后人群的不同特点。在米德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四种人群的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问题,认为消除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的障碍需要代际之间对话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依据生活儒学的阐明

本文讨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其着眼点不是"孔子仁学"本身如何、甚至也不是其"现代意义"本身如何,而是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这种追问以承认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为前提,而进一步追本溯源,揭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得以成立的缘由:孔子是如何为自己的仁学"奠基"的,这种奠基性的观念何以可能容纳"现代性"。文章以"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来审视这个问题。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人学视域下的审视与重构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实然状态,共同占有并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占有,在初级阶段的国情基础上应实现的是阶段式、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实现高度发展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之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致富形式,否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家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实际,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分配方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中,不断实现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政府、社会与居民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基于内卷理论重释的理解框架

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重新诠释的内卷理论视域中,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格局,需要在一种反观式的现实主义发展观念引导下,深化行政创新打破吸纳—依附式的行政性内卷,深化公私互益机制创新打破分利—排挤式的私利性内卷,深化共同体成员身份创新打破划界—区别式的区隔性内卷,深化居民主体性创新打破失能—失撑式的失能性内卷,深化整体模式创新打破权力、资源、身份与能力的整体性内卷。通过深化创新去除这些内卷,政府、社会与居民才能从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中脱嵌出来,并重新嵌合到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之中,进而有效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外圣内王"何以可能?——对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反思

文章首先肯定了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提出的“新外王”问题,即怎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科学和民主接轨。文章认为,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未能实现这一转换,是因为他沿袭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并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而政治哲学的核心或研究对象是制度和法律。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并非与科学民主之径相悖,其表现就是包含在《礼记·礼运》中的“外圣内王”思想,即以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范导性原则,而以小康社会的现实经验作为可行的制度安排。文章指出,沿着这一逻辑思路,借助于“新制度儒学”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成果,就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儒学现代化转化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等程序正义手段,把民主宪政思想引入儒学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而传统儒学又为政治哲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超越性原则。     

现代国家何以现代?——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视角

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现代国家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利的垄断将国家和其他的政治组织区分开来,而科层制可以使统治团体在其统治区域内卓有成效地垄断这一权利。作为理性化权威的载体,现代国家正是"那种借助科层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作为"现代性"在国家建设中最集中的体现,常备军、征税机构和法院及警察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分别反映了军事制度、财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科层化。正确理解现代国家的涵义,对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爱丁堡学派解构默顿科学社会学何以可能?——基于科技管理实践及哲学观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步成为主流的科学社会学理论,这种转向肇始于英国爱丁堡学派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全面解构。爱丁堡学派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有其历史背景和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大科学"的兴起、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盛和库恩的社会学思想,为科学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转型奠定了社会和理论基础。     

"乡风文明"何以可能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视角

乡风文明意味着乡土、乡人、乡风三者一体化建设,它不是外在体制简单运行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的精神需求深层次推进的过程,需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乡人从而能够在乡土落地生根。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需要找到新时代村民的主体内化路径,努力提升乡村建设主体的精神境界、人文素养,着重引导新时代村民处理好相信自己、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之间的关系。新时代村民主体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实践逻辑上都需要遵循乡土文化机制创新,既要在科学把握文化与文明的彼此贯通关系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大力维护乡土文化的本色、尊重乡土人文的底色、传承乡土习俗的特色、坚守乡土主题的红色、建构乡土空间的绿色,又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协商民主何以可能——基于自由、平等与理性的分析视角

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兴起、发展,并成为人们讨论研究聚集的焦点.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民主,协商民主面临着许多挑战,它能否成为可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一种自由、平等、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能够化解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能够在公开的理性下实现政治的合法性,解决现有民主制度的困境与挑战,是能够实现的政治理想.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从单点式、区域化到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整体性扩散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从少数地方的单点式创新逐步扩展为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创新,但整体性扩散结构没有生成。整体性扩散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深化,且使已有的创新面临维持困境。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差异、地方自主性和央地关系。为此,建构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央地关系与创新类型的三维空间选择模型,考察在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突破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扩散困境形成整体性创新,需要重塑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超越传统的央地分权模式,破除制约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试点——推广”的方法论视角

中央通过政策试点带动各项改革工作,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发现,我国政策试点通过“价值目标—工具选择—制度推广”的内在逻辑达成统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方向引领—技术支持—成果反哺”的机制保障政策试点推动逻辑的可行性。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的探究回答了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宏观上对政策试点何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般性解释。     

政策工具何以反映政策价值:一项溯源性分析——基于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经验证据

政策价值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是对公共政策从酝酿到执行的反思。"价值-目标-方案-工具"的逻辑理路是立足于政策过程的基本阐释,政策价值的"混合型"特征是价值中和的政策议题。我国政策价值场域上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个案研究,为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的逻辑溯源性推演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政策价值的有效次序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和政策执行的交互主体性是影响政策工具充分反映政策价值的关键因素,表明政策工具对政策价值的反映程度。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逻辑关联的视角,又尝试提供一种中国情境下溯源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