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中的双向说理机制初探

新刑诉法对审查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条款进行了列举,进一步完善了逮捕制度.公安机关对提捕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进行说理、检察机关对不捕案件的原因进行说理,双向说理机制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目前,应该从速捕中的双向说理机制理论探讨出发,以双向说理机制实施一年的司法实践为基础,通过严格执法、公开审查、机制创新等途径,进一步完善逮捕中的双向说理机制.     

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

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未得到充分适用,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未明确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和不捕后的配套保障措施不足,导致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确立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可以促进对逮捕必要性条件审查方式的改革;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合理的增加其他保障措施,可完善不捕后的配套机制。     

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

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未得到充分适用，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未明确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和不捕后的配套保障措施不足，导致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确立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可以促进对逮捕必要性条件审查方式的改革；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合理的增加其他保障措施，可完善不捕后的配套机制。     

对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调查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在逮捕强制措施方面作了重要的修改,在逮捕必要性方面细化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和＂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逮捕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整体意识增强与整体效果不佳并存,重法定量刑证据的收集与轻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的意识并存,重逮捕必要性结论与轻逮捕必要性论证的现象并存,高逮捕率、低瑕疵率与低逮捕率、高瑕疵率的现象并存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特点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助于完善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     

浅析对逮捕“三个条件”的实务把握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但因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在行使逮捕权时,存在机械把握证据条件、松泛掌握罪责条件及忽视社会危险性条件等问题,从而导致批捕率及捕后缓刑率过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检察机关在实务工作中,区分不同案件,结合理论与实践,准确分析理解何为"有证据证明有罪事实",严格掌握是否"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重视判断是否"不逮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全面提高批捕质量。     

法定逮捕要件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从前提、程序、实质三个要件入手加强对逮捕适用的程序控制。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因忽视“犯罪嫌疑人在案”这一隐性的逮捕前提性条件而导致的“空捕”现象,应明确其为非法逮捕。在逮捕的程序要件上,检察机关应当立足于责任担当,自觉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逮捕的必备程序要件,未经讯问,不批捕。在逮捕的实质要件上,应明确必要性要件之地位以及其与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关系,对实质要件坚持“四要件”体系,即：(1)证据要件;(2)刑罚要件;(3)社会危险性要件;(4)必要性要件。至于迳行逮捕,其社会危险性是法律拟制而非推定,之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亦无法推翻,只能从合法性角度展开羁押必要性审查。     

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问题探究

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逮捕条件的进一步细化,也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慎捕等执法理念的重要体现。对于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应结合案件的证据情况,通过对法条的五项社会危险性规定逐项进行准确把握。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研究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包括审查模式、审查内容、审查标准、审查阶段。羁押比例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的理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宜采取书面审查加讯问被追诉人为原则、听证式审查为例外的模式,实现社会危险性判断内容的类型化,建立逮捕必要性评估模型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有机结合。     

逮捕必要性审查：实践探索与机制完善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包括审查模式、审查内容、审查标准、审查阶段4部分内容.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逮捕必要性存在审查模式行政化、追诉化、书面化,审查内容缺少证据支持,审查标准模糊难执行,审查阶段局限于审批时限等一系列问题.羁押比例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的理论根据,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探索为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积累了经验.目前我国宜采取书面审查加讯问被追诉人为原则、听证式审查为例外的模式,实现社会危险性判断内容的类型化,根据相对逮捕标准的规定建立逮捕必要性评估模型,实现逮捕必要性审查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有机结合.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工作机制探究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审查标准及必要性条件做了相应的修正和补充,在此情形下,进一步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指导理念和审查标准,建立健全逮捕工作,准确适用＂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和保障机制很有必要。     

云南省审查逮捕机制运作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云南省审查逮捕机制运作总体呈现逮捕率持续下降,但仍然偏高;证据不足不批捕人数占不捕人数比例上升幅度较大;自侦案件逮捕率明显高于普通刑事案件逮捕率;复议、复核改变原不捕决定的人数逐年增加等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各个逮捕条件适用的具体状况为证据条件把握较严,刑罚条件普遍虚化,逮捕必要性逐渐引起重视的特点。通过对规律和特点的总结梳理,本文从司法理念、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就解决问题提出了六大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运行的困境与出路

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把握,容易导致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和执法的恣意。以逮捕必要性审查为核心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遭遇现实困境,这是造成我国逮捕率过高现状的重要原因。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进行了明确列举,有助于执法标准的统一。文章认为,应当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他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使之成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逮捕必要性”规则的适用及有效性

我国反映审前羁押状况的＂逮捕率＂始终居高不下。作为批准、决定逮捕的三个法定条件之一,＂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多困难,致其在抑制审前羁押膨胀上作用的局限。只有严把＂逮捕必要性＂的适用条件,抑制其规则的内外因素,才能更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革命抑或改良:逮捕审查权的主体之争——基于审查主体的问卷分析

逮捕率居高不下不利于保障人权,降低逮捕率成为一种共识。理论上普遍认为降低逮捕率合适的路径是改由法院行使审查权,以增强审查主体的中立性、程序的对抗性。对办案人员的问卷调查却发现,办案人受考核追责机制牵绊、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搜集没有责任人、辩护权行使形式化等是当前更为直接的障碍。以上障碍无法通过改变审查主体而得到改善。迫切的变革应当是在理论上改造逮捕的三要件,实践中为逮捕制度剥离不必要的社会符号,这才是逮捕率回归合理区间更为可期的现实路径。     

关于逮捕条件再修改的探讨

逮捕条件的再修改,应当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逮捕和羁押,适当放宽逮捕的证据条件,严格控制羁押时限,建立健全轻微犯罪的审判前非羁押机制,建立健全被羁押人权利保障制度,抑制逮捕需求,同时与其他强制措施的修改整体协调,通盘谋划,保障逮捕三个条件的内在关联性,发挥逮捕其他两个限定条件区别不同性质犯罪、分流不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犯罪嫌疑人的功能,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以实现社会安全状态下的低羁押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应当坚持以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为价值追求。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审查最为合理。审查涉及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的羁押,刑事拘留羁押和逮捕必要性应当纳入审查范围。应当即时审查与定期审查相结合。以在押犯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确定审查内容。在听证式审查或书面审查的基础上,量化评估羁押必要性。     

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 现状调查

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对这一规定的落实情况总体较好，有的地区还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创新，未成年人逮捕数量逐步下降， 非羁押比例整体上升。调查也发现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应当实现审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全覆盖；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明和审查评估机制；落实对被逮捕未成年人的分押分管和分别教育原则；加强对被逮捕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完善未成年人非羁押的家庭监护和社会支持体系。     

逮捕条件司法适用的难题与对策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逮捕条件的司法适用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当前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前,在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中,出现了诸如不捕率偏高、补查重报率低、逮捕案件处理不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的实现,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已成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面临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