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 ,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 ,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 ,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 ,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 ,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 ,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说理对象等判决说理的前提性问题     

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实证研究——以D法院9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量刑说理是法官对量刑结论的正当性进行解释论证的一种诉讼活动.通过量刑说理,可以增加量刑的可接受性,有助于法官思考量刑的妥当性、认真对待被告人的权利.但是司法实务中,量刑说理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判决书中量刑说理不够全面、透彻,缺乏说服力,以致引发被告人和社会各界对量刑结论的质疑,影响了司法权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应丰富说理内容、强化说理个性并完善配套措施,以提高判决书量刑说理的质量.     

行政变更判决研究——以比较法为视角

行政变更判决可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司法变更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司法权。美国、英国、德国、台湾地区、法国和荷兰的立法与实践为完善我国的变更判决提供了经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变更判决具有适用范围特殊性、适用条件单一性、适用方式选择性的特点。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不应判决变更,而应撤销或确认违法。完善我国的变更判决应重新界定其适用范围,并充分发挥撤销重作判决的作用。     

法院判决结案的现状与改革方向

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解决纠纷的动静结合、过程与结果共存的统一体和表现,这种结案方式在司法解纷格局中占有半壁江山,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不少人缺乏正确的判决观,而且法官和法学者们多从微观方面研究判决,鲜有从宏观上认识判决的,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的提高。针对上述问题,对我国法院10年判决结案的现状与所依据的法律渊源两项宏观要素展开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判决存在诸如法律中心地位不明显、既判力维护不力、判决书改革全国不统一、体系不合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八项改革建议,供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参考。     

判决制度与司法公信力之研究——以行政诉讼为中心

确立和提升司法权威成为和谐社会的建成,法治社会的建设之关键。司法权威的确立与司法公信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司法权威的获得最终是源于民众出自内心的对其认可和服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而判决制度作为整个司法制度的核心一环,其更是司法审判权的直接体现,因此,如何完善健全现行判决制度,增强民众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信心无疑有着相当直接的作用。本文通过从行政判决种类之完善;行政判决效力之完善;行政判决说理性之完善以及行政判决执行之完善这几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重作判决的立法思考与司法适用——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工合作、监督制约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定位是重作判决立法的重要考量,亦应是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判断依归.人民法院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注重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法统一.     

裁判书说理制度——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裁判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件。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起到预防法官恣意,避免司法擅断,实现司法公正,培树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提高法官职业技能,造就精英法官等作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十分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目前,我国刑事裁判书说理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对我国的刑事裁判书说理制度作出改革。     

法院对医务人员过失判断依据之辨析——以《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相关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

法院在判断医务人员过失时对相关依据的适用多有偏差,实践中的结果常常与理论中的预设相左。因此,应妥当适用相关依据:医疗常规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不得仅以是否与之相符为由全然判定过失,其通用性规定可推定过失,但如行为符合患者利益可予推翻。鉴定意见限于提供法官裁判素材,不能做出过失鉴定。关于医疗水平,应确定与当事医方条件相符的参照对象,并以个案情况确定其行为模式,即斟酌患者情况、诊疗行为的风险、收益、成本、发病概率及损害后果。然后将当事医方的行为与之相比以判定过失。总之,对过失的判断不仅要依据医疗常规、法律规范等通用性规定,更要考察个案的具体情况,没有统一内容的模式可循。     

试论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本文主要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 ;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 ;相关国际条约问题以及完善我国立法的建议。     

国际法院判决在美国国内法院的效力分析——以拉格朗案和阿维纳案判决为例

2001年和2004年国际法院针对美国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行为,分别作出了拉格朗案和阿维纳案判决。但是,上述判决作出后,美国各级法院却以种种理由拒绝遵从和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从美国法院当前的相关司法实践来反驳其据以不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种种理由,可揭示其怠于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深层原因。国际法院判决对美国法院应具有间接的法律效力,这也要求美国法院应尽可能地找寻适当的国内法路径以遵循国际法院的判决。     

论香港与内地法院间对判决的相互承认及执行

在香港回归以前,由于国内判决只享有"外国判决"的地位,因此在香港只能按照普通程序执行。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外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所订登记制度的规定,却不能适用于内地判决。基于此,讨论了在大陆和香港两套法律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怎样承认及执行双方的民事判决,以及由此所遇到的困难和产生的问题。深入研究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份文件,并通过与其他国家处理国内区际司法协助的做法以及香港回归以前所适用的国际条款作比较,推导和分析了回归后国内与香港特区之间在司法协助问题上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司法判决与其他案例中的法律推理方法研究──说理的艺术

法律推理是一种说理的艺术。法律推理的难题是在不可能讲理的情况 下讲理、与“不讲理的人”讲理;既要法官能动地审理案件,又要防止法官专横审理。法律 推理的目的是寻求以法律为根据的正当理由。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辩证推理是法律推 理的基本方法;它们按照不同的思维路径与规则寻求推理结论,但都面临其自身无法解 决的问题。法律价值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具有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法官的法律价值判 断行为非常重要,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四维框架中的判断行为。规范说理的艺术 可以防止法官在法律推理中的任意、专断,其方法包括培养法律感觉、进行法律价值判断 的合理化作业,养成法律惯例和法律信念,完善法律推理的制度与规则保证等,最终,法 律推理应当以人为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浅析法院判决与权利生成——以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实践为视角

我国以民事实体法为依据来衡量利益是否被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设计限制了法院判决对权利生成的推动,然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并没有呈现出理论上应有的停滞状态。本文通过对法院判决推动权力生成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困局的描述引发出对两种实践路径的科学性定位,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践对权利生成的推动作用的发挥找到合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稳妥道路。     

过错认定的标准与规则——以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学校过错的司法认定为分析对象

在学理上,过错的认定标准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两种学说提出了不同的过错认定规则。从本文研究的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司法判决看,我国法院对过错的认定,大多数判决采用客观标准,通常采用两步认定规则：先判断行为人是否有注意义务以及注意的程度,再判断行为人是否实际履行了该注意义务。采用主观标准的判决,过错认定的标准及规则,是行为人对致害行为或者损害结果有无预见或是否应当预见以及所持的态度。     

法官应着力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探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官着力消解当事人的心理症结．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与消解法律纠纷同样重要。判决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是和谐的基础．而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个案判决形成公正感．则是接受的前提。考察表明。对判决过程的感知与情感的认同影响人们对判决结果的感知与接受。心理学研究中的公正感理论为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解图式及诠释依据．也为公正的求得提供了恰当的指引。在裁判活动中,应做到法律标准与心理标准的兼顾．通过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特征、强化司法调解、严格执行司法程序、努力追求实体公正、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吸收恢复性司法的有益思想等途径．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     

对我国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忧虑——以河南省某基层法院“先例判决制度”为例

我国现在的司法改革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即“年年出新,年年丰收”。但总感觉缺少一点氛围,即理论研究在横向联系中,相互借鉴的多,相互批评的少。往往一个时期形成一些热门观点,响应的多,批判的少,常常是大家争拥而上,在相互借鉴中推出成果。学术研究没有批判,就不会有观点的争锋,没有观点的争锋,就不会有学术的前进,因而往往热点时期一过,大家辛苦的成果也就束之高阁,只有自己问津。甚至当有批判的意见出现时,就有人认为是不允许其他观点的存在,不符合“百花齐放”的精神。这样的认识是十分机械而可笑的,不知道兼听则明的道理…     

论国际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执行——以涉及《领事关系公约》的判决为重点

美国国内对执行国际法院判决存在"国际主义观点"、"国家主义观点"和"折衷观点"等不同的看法。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现实原因,敦促国内法院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在国内直接执行国际法院判决持否定态度。国际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执行不力,凸现出国际法院的现有执行机制的不足,也反映了美国反对国际法在其国内法律体制中直接适用的倾向。     

基层法院去行政化的的思考——以宿城区法院资源配置为切入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一大目标——司法的去行政化.本文通过对宿城区基层法院的实际调查得到一系列有效的数据,通过分析数据主要讨论了当下中国基层法院行政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和弊端,希望藉此达到基层司法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之实例考察——以2014年全国法院385份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而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实务中,一般只要能证明被告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就认定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导致该罪的犯罪圈被不当扩大,违背了刑罚谦抑原则。《刑法》第313条中"情节严重"是指"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无法执行"是指永久性执行障碍,包括部分无法执行。判断判决是否达到"无法执行"程度,应当坚持穷尽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