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转变的新思考

在刑法立法发展的新时期和新机遇下,我国刑法需要作出积极的回应和改变,立足于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现实的立法技术和习惯以及国际化背景下的犯罪整体发展趋势,在立法上的寻求新的应对之策,尤其是在选择立法模式方面,应该放弃单一的法典型立法模式,追随解法典化这一新时期的潮流。本文拟对刑法立法模式的重新建构提出一些意见以求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刑法立法模式问题产生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探讨。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我国附属刑法与刑法典衔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附属刑法是刑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然而,我国当前却存在虚置附属刑法而完全依赖刑法典来治理犯罪的现象。为进一步发挥附属刑法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单一刑法立法模式,转而采取多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并重构附属刑法规范的结构,以期实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良性互动。     

网络时代的刑法立法体系及其建构

信息网络犯罪依据犯罪形态分为破坏信息网络安全的技术型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及违反网络空间管理义务的犯罪,犯罪类型及特征不同,治理的侧重点也不同。我国刑法典一元模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发展,易造成网络犯罪的法网疏漏、刑罚结构的重刑化及刑法与前置法的衔接不畅。而三元立法模式能体现刑法规范体系维护价值的层次性与序位性,在适应犯罪类型化趋势及治理诉求差异上具有优势。其建构重点在于明确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各自的立法原则,根据模式特点选择犯罪类型。其中,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以刑法典为主体,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补充;破坏信息网络安全的技术型犯罪以单行刑法为主体;违反网络空间管理义务的犯罪以附属刑法为主体。由此形成专门化、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刑法科学体系,以适应网络时代治理犯罪之需。     

关于调整我国刑法结构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结构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刑法典中规定的犯罪大约相当于西方国家刑法典中规定的重罪,而没有将劳动教养、治安处罚这两类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轻罪、违警罪纳入其中,同时,保安处分措施也没有系统化;二是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行政或经济法律不能直接确立罪名和刑罚,这种定罪量刑单轨制模式无法适应当今法定犯大增的社会形势的需要。调整我国刑法结构的路径是: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将大量的法定犯直接规定在与之形同皮毛关系的行政或经济法律里;重新制定一部包含有重罪、轻罪、违警罪及保安处分措施的综合刑法典。     

我国附属刑法与刑法典衔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简

附属刑法是刑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然而,我国当前却存在虚置附属刑法而完全依赖刑法典来治理犯罪的现象。为进一步发挥附属刑法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单一刑法立法模式,转而采取多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并重构附属刑法规范的结构,以期实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良性互动。     

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宏观分析--为金融刑法改革进言

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技术、构成设计技术、刑罚配置技术之背后分别是法典主义、事后主义、重刑主义立法理念,这些理念使我国金融刑法对国家本位的传统金融体系具有保护金融机构主义、保护管理秩序主义、片面刑事规制主义的适应性特征.历史变化正在发生,为适应和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也有条件更新金融刑法的上述立法理念,革新金融刑法的相应立法技术.     

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

我国曾经在20世纪末就附属刑法立法进行过大量探索,但在1997年大规模修订刑法时走向了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近年来,在个别法律草案中,曾提出设立独立的罪刑规范,但相关犯罪的增设最终仍通过刑法修正案加以解决。虽然有不少学者呼吁在行政法及经济法中独立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但是,其方案在我国的可行性值得质疑。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均有其优点,谈不上哪一种选择绝对优越,如何使立法更为实用和符合国情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在我国,如果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难以抑制犯罪范围大幅度扩张的冲动;行政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复杂;附属刑法的重罚倾向明显,容易引发刑罚趋重攀比;犯罪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可能徒增适用上的困难;行政法的旨趣是干预,其中所混杂的刑法规范在立法过程中难以得到充分讨论。在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国家,学者们关于部分重要的附属刑法条文应回归到主刑法中的“反向呼吁”,值得我们思考。基于此,我国当下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定位准确,未来仍应继续坚持。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刑法的特别立法技术

本文对我国立法形式的新发展 ,首次使用修正案的形式、首次使用专门立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充立法予以叫好 !认为这是立法技术的重大进步。本文还就目前的立法技术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     

改革开放30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下)

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关于调整中国刑法结构的思考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Firstly, the crimes that are defined in the Chinese criminal code a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felonies that are defined in the western criminal codes, whil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and penalty for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similar to the misdemeanors and violations in western countries respectively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criminal code, and meanwhile the security measure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zed. Secondly, crimes and penalties, except in criminal law, can not be prescribed in administrative laws and economic laws, and such single track system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fails to satisfy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number of mala prohibia has increased so much. The way to reform Chinese criminal law structure: Firstly, it is to establish a double track system, where mala prohibia should be prescribed in the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aws or economic laws; secondly, a comprehensive criminal code should be reformulated in which felonies, misdemeanors, violations and security measures are all included. Liu Renwen, Ph.D,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Law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iminal Policy (2004),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riminal Law (2007), Crimes of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Resources (2004); and research articles, such as: Reform of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riminal Law Review, 2001), Enhance the quality of death penalty cas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New Reports in Criminal Law, 2006).     

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可以看出该国对于环境的重视程度。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立法发达的国家在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方面存在着相同点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通过比较并借鉴这些国家在立法模式方面的优点,推动我国环境刑法在立法模式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之比较与选择

经济犯罪在我国是一种新的犯罪类型,由于其与相应的经济生活具有对应关系,因而必然会随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呈现不断变化的态势.为应对经济犯罪,立法机关宜采用附属刑法方式在相关经济法中直接设置罪刑规范,从而在有效规制经济犯罪的同时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

法典观可以分为理想主义、保守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类型,我国应当采取折衷主义的法典观;根据法典的基本特征,我国1979年通过的与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为刑法典,我国刑法已经法典化.不能采取理想主义法典观,不应继续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表面上没有肢解刑法典,但实际上肢解了诸多刑法规范(有...     

我国刑法修正模式辨正

1997年后,我国刑法修正主要采取修正案模式,刑法法典化逐步深入。近年来,受到"解法典化"思潮的影响,刑法修正案模式受到一些质疑,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多元立法模式被部分人推崇。其实,刑法修正案契合我国的法典化传统,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有利于公众认知与司法适用,在适度犯罪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它克服了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零散与泛化倾向,彰显了刑法立法的严谨与克制,维护了刑法规范体系的协调统一。通过全面分析与价值衡量,刑法修正案具有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所不具有的优势,而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则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刑法修正案模式应继续坚持。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刑法立法的成就与展望

金秋十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刑法学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治建设的主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成就,并就我国刑事法治规范化,以及量刑和刑事司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本刊选择部分年会论文和本刊记者撰写的综述予以刊登,供读者参考。     

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

在世界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中,存在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两种不同类型的刑法。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看似两个学派理论争论的产物,实则根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刑法目前处于古典刑法的发展阶段。在我国刑事立法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刑法现代化的议题模糊我国刑法发展的目标。应以保持我国古典刑法基本品格不变为主,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渐地、适当地引入实证刑法制度的内容。在刑法理论上,要正确消化和吸收实证刑法理论,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犯罪学理论为刑法和刑法学提供的理论立场和观点;要注意防止古典刑法教条主义的不当影响,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变刑法典一统刑法制度的格局,分散建立不同的制度。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刑法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最鲜明地体现于行政刑法领域。我国行政刑法整体上呈现出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法律条款的移植性、法益保护的管理性、构成要件的短缩性以及部分条款的超前性。行政法与刑法在法律属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归责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条款的移植难免导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区分的难题。构成要件的短缩很可能导致将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我国,行政刑法虽然兼具行政法与刑法双层结构,但本质上系刑法。未来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宜继续采纳统一立法体例,妥善处理刑法与行政经济法律的衔接,注意条款移植的限度,谨慎使用行为犯构成要件。还要注意秩序作为行政刑法法益的限度,应重视通过刑法解释避免立法的不足,确保行政刑法处罚的妥当。     

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

我国现行刑法典及修正案在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上都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再法典化予以消解。刑法再法典化应以刑法法理为根本遵循,制定兼具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永续模式的刑法典。这不仅需要从实质理性上实现法典编纂的系统性,坚守合宪性刑法立法观,正确处理禁止过度侵害与禁止保护不足所面临的重大争议,警惕和预防过度犯罪化悖论,而且需要从形式理性上确保法典编纂的多元性,形成“刑法、附属刑法、特别刑法”的三元结构。刑法总则再法典化涉及价值体系、定罪体系、犯罪分类体系、刑罚体系等四大体系的完善,后三大体系均在价值体系下统一塑造成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刑法分则再法典化需要重点关注四类关键问题：借助刑法解法典化形成刑法渊源的多元存在;按照“人前物后”原则设置刑法分则结构体系;立足于时间刑法学实现罪刑关系的合理配置;改进“章少节多”“同质分立”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