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瑕疵证据的司法适用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在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外,瑕疵证据作为第三类证据已得到司法文件的认可。瑕疵证据需要补正或者合理解释才能获得证据能力,如何准确界定瑕疵证据,如何准确把握补正方式以及补正标准,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瑕疵证据,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清官难断家务事?——以离婚纠纷为视角的婚姻家庭案件证据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证据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现诉讼请求的依据,并且是法院和法官判断诉讼各方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在证据的取得和保存方面,具有天然的缺陷性,在日后发生纠纷向法院提起婚姻家庭类型案件诉讼时,导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只要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在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多些耐心,多些细心,多些技巧,充分合理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证据规则,那么案件事实的查明也是可能的。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展开的,其必然以外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相关制度为给定的前提。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化的司法潮流,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国际人权公约国内司法适用新路径——以解释性适用理论为视角

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司法适用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部分国家出现的解释性适用理论以其特有的灵活性与良好的适应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模式之一,起到了很好地缓解国内人权司法保障与国家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之间的矛盾。以解释性适用理论缘起为视角,讨论其概念及具体方法,分析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国内司法适用的现状及存在障碍,通过比较该理论在域外国内司法适用中的作用及特点,探讨其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提出建议意见。     

量刑证据的界定与调查初探

我国正在进行量刑程序改革，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是重点之一；量刑证据可以根据所证明的事实和作用不同被区分为纯粹的量刑证据与定罪量刑混合证据。这种区分能够适应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设置要求，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纯粹的量刑证据应当在量刑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而定罪量刑混合证据则应当在定罪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量刑证据的举证由控辩双方各自进行，对方可以提出异议，但由法官裁断。法官也可以不经对方提出异议而主动裁断；最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衔接问题可以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一分为二，灵活处理。     

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作为证明被告人性格特征、名声或者声誉、行为倾向和以前实施的行为的证据,对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再犯的可能性等事项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该充分地考虑品格证据,以实现准确公正的量刑。     

“醉驾”中缓刑适用的困境与选择——以上海地区醉驾案为切入点

通过对上海各地区法院醉驾适用缓刑状况的实证分析,可以从总体上观察出各地区法院在醉驾中存在缓刑适用的不均衡以及缓刑适用时考验期较短的现状。这一现状可归咎于上海各地区法院缺乏具体量刑标准以及以此相对应的缓刑制度现实存在的问题。对此,应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基准,结合醉驾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因素,提出相应的量刑标准。同时,缓刑制度落实以及醉驾前置性环节的改善也尤为重要,从而解决问题。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问题探讨——基于100份有效判决书的分析

基于100份有效判决书,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行为类型、刑罚适用四个方面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判决书,发现了该罪司法适用的主要问题,即“他人实施犯罪”的事实论证不充分、主观“明知”的认定有嫌扩张、“帮助行为”的认定类型有嫌泛化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进而提出应对的主要策略,即明确“他人实施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限定“明知”的推定标准、适度限缩“帮助行为”的司法解释和统一“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及完善

随着公民人权保障意识的逐渐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日益受到高度关注.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传统执法理念的束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不少困境.当务之急就是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完善,健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     

略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与方法

量刑情节的种类不同 ,其作用效力有别 ,在各种量刑情节交错并存时 ,其适用的先后顺序及方法不同 ,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裁判结果。对多个同向量刑情节或多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时的法律适用 ,应在遵循总体原则的前提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力求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研究——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意义,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量刑建议的司法实践问题初探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来,量刑建议工作在经历试点及全面推行两个阶段后,在实践中均发现各种问题。文章从控、辩、审三方面,探索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工作的不足,并从检察工作视角提出完善建议。     

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有广义、狭义之分,面对寻衅滋事罪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应对本罪中的“公共场所”及该罪司法解释中的“公共秩序”作合理的限制解释。广义的公共场所包含网络公共领域,狭义的公共场所不包含网络公共领域。寻衅滋事罪的“起哄闹事”行为可以发生在广义的公共产所,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仅指狭义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通过这种限制解释,扭转本罪扩大化适用的境遇。     

损害担责原则在土壤污染中的司法适用——以常外“毒地”案为分析样本

2018年12月26日备受关注的常外毒地案二审判决作出并生效,在原告和法院均认可适用损害担责原则并认定责任人的情况下,法院并未支持由常隆公司、常宇公司、华达公司进行生态修复的诉讼请求,引发了对损害担责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关注。在对案件中损害担责原则司法适用的逻辑进行解构后发现,原告对担责的认定采取行为标准而法院则采取效果标准,这种适用偏差主要归因于土壤污染规范的渐趋完善、损害担责原则的不确定性以及土壤污染的自身特性。实质上反映的是损害担责原则司法适用逻辑由以主观过错所构建的传统主体责任开始向以生态修复为中心而构建的客体责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