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这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和明确、科学的制度构想，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下午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主持学习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民本思想研究述评

学界对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源流、民本思想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容与本质、民本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变、中共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的关系等方面的梳理和论述。但学界对民本思想的解读和属性评价也存在不少分歧。学界应当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化民本思想的理论品质的研究，以达到全面认识传统民本思想和正确处理其现代转型的目的。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是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所决定的,是党50多年来执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依法执政的行动纲领

坚持依法执政,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局和方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为党贯彻依法执政方针,做好依法执政工作提出了基本纲领和行动指南.     

执政为民与依法执政

一、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执政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执政,只有严格依法执政,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①”同时,《决定》还进一步指出,要把依法执政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可见,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依法执政、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其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加…     

探寻党建“三个统一”创新党的执政理念

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坚持"三个统一",创新党的执政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建设的崭新课题,此文通过探寻党建"三个统一"的出发点、结合点、归宿点,把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群众创新注入党的自身建设中,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全面创新.     

提高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能力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中央政法委提出政法机关要大力加强执法能力建设。高检院联系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工作特点,要求全面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要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能力”和“素质”建设作为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其产党执政与领寻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指明了方向。     

提高司法能力促进依法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依法执政。人民法院作为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保障依法执政的进程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是在司法领域坚持依法执政理念、落实依法执政要求的具体体现。     

论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

依法执政是一个由一系列相关理论、原则、理念、制度、实践等组成的有机整体。坚持依法执政是践行宪法和党章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在新时期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就必须对依法执政进行深入探讨和科学的界定。本文在对我国学者近年来关于依法执政的主要观点比较分析后,对依法执政的概念和含义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具有独特的科学内涵。     

道德性:法律的人性之维——兼论法与道德的关系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对法的研究最终不可能不追寻到人的本性.但能作为法律基础的人的本性只是道德性,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正义,它是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其中人人受到尊重和关爱,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的行为它必须借助于法律这样的公共权力使一个社会人们的行为保持道德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与德治途径

和谐的社会应当是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主体之间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文章围绕法律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面对中国实现法治和德治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德治是法治的权威公正之基础。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仅只依赖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的建设是更深远的,是对法律的完善与补充。     

新时期执政责任实现机制探讨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执政党与政府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影响力大大加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党及其领导的执政机关能否满足人民的期望，增强责任感，提升执政能力，不仅是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深刻剖析我国执政责任缺失的根源。寻求执政责任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的道德主体性与主体道德教育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人的主体性在道德活动中的具体化，构成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包括为“我”性、求善性、内在超越性、自由意志性、自我约束性。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是教育和受教育通过以道德化为中介的交往而实现的受教育德性自我建构的活动。主体道德教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它以教育和受教育主体性的发挥为前提，以民主、平等的教育关系为保证，关注个体的需要，以培养生活中的道德主体为根本。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     

刑法和道德的界限考察

刑法和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两者都是调整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如果能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作为调整犯罪行为或道德行为的标准,显然非常重要。应从刑法理论、司法实践及几种道德分类等方面去剖析道德和刑法的界限问题。     

协调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

本文针对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机遇与风险同在,发展与挑战同行”的基本特征,论述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紧紧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提出并阐述了提高协调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能力是“十一五”期间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的观点。     

论乡土社会的解纷规则及其优化配置

在乡土社会,人们依据各式各样的规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制定法和习惯法、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潜规则皆是被选择的对象。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表明:如果将一切乡土冲突都强行纳入制定法的统辖范围,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为了在乡土社会推行现代法治的同时不致破坏其秩序,就必须实现解纷规则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