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

本文分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实施机制问题,认为新制度经济学隐含着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假定,而在国际或全球层次上不存在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府机构,是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国际制度只能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有三种机制:一是国家间的长期多次重复博弈;二是国家相互依赖的加深;三是霸权国家发挥准政府作用。     

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相关性考察

相互依赖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支重要理论。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至于它会 实现合作还是导致冲突, 概念本身无法回答;合作不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 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 突的反应。共同利益只是国际合作产生和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共同利益存在本身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 的出现。国际制度是由国家制定的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 在国际制度对国际 相互依赖进行管理和约束下, 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呈正相关关系。     

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

由于国家居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交界面,国家具有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并非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自主性相应地也会有所增减。作为国际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制度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的目标基本一致时,国家会将国际制度引入国内治理来增强其自主性。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

恐怖主义源于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和国际政治斗争的特殊手段。近年来，由于民族（种族）主义、宗教问题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如出现了使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乃至核武器向人们示威的可能性，并在西方国家内部加强了活动。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和国际间正常交往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我国政府历来都坚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保证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重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实现共同繁荣

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要从改革起步，国际金融机构和规则要改革，与此同时， WTO要改革，也要加强。     

决策理论与国际司法适用的国家选择

在现实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中 ,国家行为体是否选择通过国际司法解决国际争端 ,在何种情况下做出或拒绝这种选择 ,从深层次决定因素考察 ,取决于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 ,而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决策的过程。作为一项在有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变量的条件下从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和决定的行为 ,决策应当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在选择国际司法的决策过程中 ,国家理性表现为行为体对于自己的短期目标(利益 )和长期目标 (利益 )关系的态度。国际环境、国家间关系、国家对国际司法的信任程度、争端性质和国际司法自身的特性、决策者的背景以及决策心理都是影响国家决策的因素     

加强中欧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一直处于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状态。在国际格局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和平、发展与合作，推动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国际新秩序。特别是大国互利合作关系持续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外交途径和政治对话解决争端，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国际危机和国际组织的产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兴起了关于国际危机的理论。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导致国际危机迭起。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危机特别是国际恐怖活动等引起的国际危机，非但没有退出国际舞台，反而频频爆发。     

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 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扩展而来。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都是 由国家赋予的。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包括实践价值和认 知价值。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国家追求的国际安全是国家之间在客观上没有安全威胁，且 必须借助物质条件和手段。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 尤其是决策层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规定着国际安全的价值、政策与实践。要实现国际 安全目标，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和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其关键是，认清安全的本质，超越传统 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并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处理好内部发展 问题，协调好外部关系，在应对安全问题时综合治理，并以对话求协调、促合作，增进人类和谐。     

国际法中的难民问题

对难民的国际保护在现代国际法中才出现，但它是目前全球关注的现实问题。难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有其特定含义，难民地位的取得有其特定的甄别程序和甄别标准，取得难民地位的人应受到有关国家或国际机构的帮助并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问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论国际责任的承担

每一国际法主体都应因其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１９９９ 年５ 月７ 日，我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使国际责任制度为国人所关注。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制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公约。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法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后者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满足、承诺并保证不重复等；促使责任承担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当一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受害者要求不法行为者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如何让其承担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试论国家权力对国际立法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国家权力入手,提出国家权力对国际法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一般命题,并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形成的角度,对在国际法渊源创制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影响和作用进行实证的和辨正的探讨,藉此得出一个国际法学者或许不愿正视的结论:即国家权力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无法回避的核心要素。文章最后还有意识地强调了国家权力中的文化力量的影响,进一步强化笔者的观点。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利益”解析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 ,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现象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并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广泛而深刻的变动。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已不能满足准确描述、正确解释、恰当预测流变中的国际社会现实。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多元化及相互依赖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全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价值分配机制的转换等 ,催生出以往的国家利益概念所不能涵盖的“国际利益” ,并成为解释分析国际社会现实变动实况、机制、意义和方向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社会行为体 (主要是主权国家 )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仅不能忽视国际利益 ,而且要最大限度地确保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融合 ,进而积极探求实现国际利益的新途径 ,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反对西方体系和两超控制的冷战体系,到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调整国际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对中国拓展对外关系有重大意义.     

现代国际责任制度新发展探析

国际责任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促使国际法主体履行国际义务，维持国际秩序的根本保障。20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实践的迅猛发展，现代国际法上的国际责任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积极与各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这是俄反恐国际合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其反恐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方面；第三，与亚洲、拉丁美洲相关国家进行反恐合作，主要是进行一般性的反恐合作，服务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大局。“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其它国家”这三个层次有着鲜明的主次、轻重之分，这是由俄罗斯面对的反恐形势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