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

1954年夏季—1955年春季,中国的亚洲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经历了中苏结盟及其之后的一系列重大事变后,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思想,将"中间地带"特别是其中的亚洲地区界定为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重要战略空间,这里对中国地缘安全具有特殊意义。后来的发展表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将这里看作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新的战略竞争的一个主要舞台。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努力的开端,它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上)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     

一致与冲突:斯大林模式与中苏关系的演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形成并确立的斯大林模式 ,既是一种高度集权、政治驱动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又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 ,同时还是一种强调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对抗的外交体制。新中国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 ,斯大林模式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演进有着主导性影响。文章从斯大林模式角度 ,分析中苏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政治意识形态上、对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致与歧异 ,进而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 ,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 ,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 ,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 ,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 ,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 ,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西方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述评

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概念与中国学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国际战略,指毛泽东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当代世界形势与格局的总体把握及其制定的团结谁打击谁的政策;二是对外军事战略,指运用军事实力等手段遏制、打击敌人潜在威胁或威胁的政策;三是指毛泽东具有特色的战略思维,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纸老虎"理论等.中国对外政策主要指在毛泽东国际战     

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与中罗关系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论战的起点.罗马尼亚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太积极,到莫斯科会议期间比较积极地追随苏联介入中苏论战,其对华立场和中罗关系都有明显的变化,其对外政策追随苏联的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应更客观地评价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对华立场,更为深入地剖析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罗马尼亚转而积极追随苏联反华的原因.     

中苏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去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高级首脑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这次历史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敌对和隔阂之后,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同时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到了一个新起点。今年4月下旬,李鹏总理应邀对苏联进行回访。当此之际,概括回顾两国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分析其变化情况,并对今后发展的前景作些展望,这不仅对珍惜和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对将来中苏关系的更进一步的开展可能是有益的。     

意识形态大论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以“中苏条约”签订两次周年纪念活动为特定视角的解读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分裂趋势日益明显。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大论战,双方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显得相对冷淡,表明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无法维系两国传统的同盟关系。我们可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和支撑,从这个特定视角来管窥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同苏联学者讨论当代共运问题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波·米·阿斯拉诺夫,作为访问学者来北大,在我系进行了半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系统地考察了解中国学者近十年在当代国际共运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项工作目前中国学者是走在苏联学者的前面了。 3月31日,应阿斯拉诺夫同志的要求,我系共运教研室的曹长盛教授和黄宗良、杨荫滋两位副教授,同他一起讨论了有关当代共运特别是关于中苏两党60年代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的"以民促官"之路。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崛起撼动了西方和亚洲大部.然而,作为这一崛起的关键——毛泽东对中苏保持"永久"友好关系的期冀,却在20年内迅速落空.尽管华盛顿没能及时迅速地抓住这一机会,但对西方来说,中苏分裂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战略收益.中国50年代的崛起最终并非一出完全成功的大戏,它因毛泽东拒绝苏联模式从而引起莫斯科的愤怒回应而受阻.     

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条约》签订12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1962年2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1951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待国共问题的矛盾态度浅析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斯大林对待国共态度,曾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现象。例如,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待国共两党态度出现了自相矛盾情况,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向美国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袖,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另一方面,苏联报刊不断载文,批评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政治腐败,同时,又赞扬中共英勇抗战的功绩。再如,苏联出兵东北后,一方面表示遵守雅尔塔协定,执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蒋介石     

“一边倒”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外交角度来理解、论述“一面倒”政策。的确,这个政策最初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外交方针。但是,这只不过是浅层次上的含义。其实,在重大的国家政治和国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上,中苏两国不仅很少有一致的地方,而且后来还发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了国家关系的破裂。我认为,从更深层次上说,“一边倒”政策所表明的实际是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锁定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上     

中苏核武器合作内幕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秘密访问了北京.中国提出,请苏联"老大哥"传授核技术.然而,从60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进而演变为公开对抗.1964年10月16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俄罗斯汉学家通过查阅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文献,揭开了当年中苏领导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内幕.     

中苏分裂与越南劳动党对国际共运的认知和表达(1960—1964)

20世纪60年代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而此时中苏关系由两党分歧逐步走向两国关系的破裂。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希望获得中苏两国援助的越南不得不面对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60年代上半叶,越南劳动党对中苏分歧和国际共运的态度发生了从"避免评论"到"反帝反修"的变化。同时,中苏分歧和分裂也成为一种"镜像",促进了越南劳动党"独立自主"话语的生成,成为越南70年代政策调整乃至80年代"革新开放"的思想前提。     

退台前后的国民党当局与“控苏案”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崩溃。为了推卸责任,挽救颓势,阻止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国民党当局决定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支持中共“叛乱”,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呼吁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施以援助。“控苏案”自1949年提出,至1952年通过,历时近三年之久。期间,国民党台湾当局利用联合国为政治舞台,以“控苏案”为媒介。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政策还是策略?--也谈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往来电报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材料,毛泽东曾在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将会让所有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中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中共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同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据此,前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认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才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对于这两份电报的真实性和米高扬的看法,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一种带有试探性质的策略之举.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共不可能轻易改变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