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津土地征收与安置补偿的思考

随着天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势在必行。同时,由土地征收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天津市需要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安置补偿模式,完善土地征收管理体制。农村土地征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土地征收安置补偿问题是失地农民确确实实面临的生计问题,关乎我们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制定合理的征地安置补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征地制度改革对县域财政的影响分析及其思考——以西部某试点县为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将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改变现有土地征收模式、缩小征地范围。一方面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探索解决以农民为主导的资源流动路径和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农民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基本权益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可能对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域土地财政产生较大的冲击力。本文以西部某试点县近三年财政收支构成、征地制度改革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承载力以及产业调整后续力进行调查与分析,提出同步推进征地制度的整体配套改革,尝试建立国有建设用地收入分配新机制,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价格构成和收益分配体系,专项研究工业用地补偿及财政"反哺育"系统问题,寻求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框架等观点和主张。     

征地补偿: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失地农民是农地征收制度的必然产物,因而失地农民理应得到公正补偿。然而,我国征地补偿中凸显补偿收益主体不明晰、征地范围不科学、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分配不合理等多重困境,因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扩大征收补偿范围、调整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分配机制是突破征地补偿困境的根本出路。     

分权视野中土地征收权的重置

土地征收乱象的重要根源在于土地征收权配置的混乱与权责不清。要破解土地征收困局，并以此为突破，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就必须在横向与纵向的维度上分解并重新配置征地权：在横向上，构建立法权先导、行政权执行以及司法权监督与救济的权力制衡体制；在纵向上，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分工，探求效率与公正的最佳均衡点。此外，还应通过合理机制促成公众机会均等地参与意见形成与意志形成的过程，这也是有效规范征地权及征地行为的前提与关键。而要遵守的土地征收权重置的原则主要有：权力成本最小化原则、土地合理利用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和民主原则征地权。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征地增值收益问题探讨

土地征收中增值收益的产生是土地自然增值、土地投资增值、用途转变增值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益分配比例低、收益分配程序不完整、收益分配监管不健全。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价值取向应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利益均衡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据此,当前推动农民征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适当提高农民分配比例,合理降低政府的分配比例,保障农村集体的分配收益,完善收益分配正当程序以及健全收益分配监督机制。     

农民公平分享征地增值收益的制度保障研究

近年来,党和国家政策持续强调集体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应向农民、农村倾斜,然而实践中农民征地增值收益分配被忽略、剥夺、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农民占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的比例甚低。如何保障农民应得的征地增值收益,将政策落到实处,是全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立足现实,当前应注重从限制公权力与培育私法法律文化意识、提高征地成本与农民土地补偿金、强化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重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及规范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程序入手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征地增值收益。     

我国征地制度:问题、成因及改革路径

我国征地制度目前存在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因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用地范畴过大、征地程序缺失等问题,其成因主要是征地制度改革滞后、现行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利差、与征地制度有关的制度完善程度和配套措施不够.改革征地制度,应实行顶层设计,加快修法进程；消除土地价差,出台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充分发挥配套政策的保障作用,为改革我国征地制度提供保障.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及其出路

网络参与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公民实现网民民主、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形式。我国网络参与的不同类型主体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并且主体的参与理念及其思维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导致网络参与权实现的效度受限。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网络参与主体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网络参与主体平等参与理念的困境;网络参与主体理性沟通和批判能力的缺乏。从司法与网络舆论的关系中,可以发现突破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的可能方向。     

农村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

2004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向外界透露,全国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98.8亿元,已经清还59.9亿元。目前,由国土资源部、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分赴全国各地,检查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没有法律制度的问题,而是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对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修正案更是对土地的征收和征用补偿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表述。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拖欠农民安置费的现象呢?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     

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机制理性分析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地方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为两大基本特征,从而构成了土地管理上的利益驱动,并与兼顾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征地补偿存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与所有非农建设都要征地之间、土地补偿的低偿性与土地价值增值性之间、征地主体地位的强势性与农民利益保护脆弱性之间、征地建设谋发展与让被征地者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等深层矛盾。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必须实行制度创新,从改革地方政府征地绩效评估机制入手,解决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大陆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探讨--基于两岸土地征收的比较视角

土地征收不可避免，因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既需规范，也需谨慎启动。两岸虽然土地制度不同，但土地征收改革面临共性问题，在基本征收程序设置、利益衡量机制上均具有相似性。相比之下，大陆集体土地征收启动的前提条件失之于宽，政府享有事实上不受限制的征收权并缺乏制衡机制；补偿额未考虑所有权让渡，仅部分弥补使用权价值；在补偿价的形成方式上，剥夺了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共有人被架空。通过适当界定征收目的性限制，转变城镇化建设思路，克制征地行为的启动与征收规模；承认土地集体所有权平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市价补偿，打破土地供给垄断；明确征收相对人与重构集体经济组织并举，构建开放性的制衡机制，有助于平衡、保障各方利益，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征地补偿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有关情况,对于缓解当前土地征收中存在的矛盾,平衡政府、用地单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大关系:一是必须处理好公共利益与农民私人利益之间的     

农地发展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征收立法改革

为化解农地征收中国家与农民日益尖锐的冲突,应当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农地发展权,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检讨与完善农地征收立法。农地发展权应当归属于承包该土地的农民所有。基于农地发展权,农地征收目的应当限定为公益用途,并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农地征收补偿应当坚持全面补偿并兼顾生存权补偿原则,提高现行农地征收标准,增加对农地发展权的补偿。     

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

政府的不断征地过程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政府为了非公共利益目的征地造成大量土地征而不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得农民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土地大量缺失。同时,由于征地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存在,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一方面,政府要以公利性作为自身的本质属性,摆正自己的公益人的角色,不能把征地作为手段,以自身利益和寻租作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针对征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制度上安排和创新,化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维护好失地农民的利益。     

论党员参与权

参与权是党员民主权利中较难实现的一项权利。目前,在党员参与权的实现方面,还存在着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机会不多等问题。切实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必须建立健全党内重大决策充分论证和征求意见制度、党内民主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党委会议决策制度等。     

对“农民暴力抗征地”现象的思考

各地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出现了农民集体暴力抗拒征地的现象。失地农民主要面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无法找到合适工作,无法得到长期保障的严峻问题。土地产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政府责任缺失是引起征地矛盾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推进农业用地创新制度,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和加强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三个途径来解决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问题。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弊端及完善

土地征用是关系到成千上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一项行政行为。当前,随着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城市的不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征用过程中诸如制度设计有失公平、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土地征用正当程序缺失、补偿标准偏低等弊端的大量存在。因此,应尽快对征地制度加以完善。     

农民组织性参与的自性危机与合法化困境——基于对广东H市征地拆迁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广东H市征地拆迁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组织性问题。农民在与政府、社会等的互动与协调中,不断的构建自身的组织性参与,形成形式上的组织共同体。这是农民现实的选择,是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途径。其组织性参与存在着事件性、临时性、受迫性与自发性、非政治性等倾向,其组织性参与存在着自性危机。现实的制度框架下,相关法律规定无法涵盖农民组织性参与问题,其存在自性危机与合法化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制度框架设置、政府职能转变、农民组织结构与功能优化等方面进行考虑,或许能化解当前农民组织性参与的尴尬境地。     

浅析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从程序性视角审视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势必会征收大批农民的土地。试图从程序性角度出发,探究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机制,以期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被征地农民。     

以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一、征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2009年12月7日,北大五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房屋征收条例”）施行,取代《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可以说是社会参与推动制度变迁的成功典范。新条例的重大变化中的首要变化就是将城市房屋拆迁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市房屋征收的属性更为明确,而且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主体、程序、法律责任都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但是,房屋征收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已经一年又九个月,各地暴力拆迁、拆迁自焚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房屋征收条例还取消了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拆迁的规定,将征收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行使,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被赋予期望,但是一些拆迁恶性事件正是在法院强拆时发生,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9日发出《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