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澳大利亚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中,如何处理以暴制暴杀夫的女性,保证她们获得公正的处遇,是法官面临的难题,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运用,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本文立足澳大利亚若干个案,分析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含义及其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原则、类型与效果,并阐述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对刑事审判带来的挑战。这对于中国司法官员在刑事审判中如何导入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     

慎行缓起诉制度

基于对传统报应刑罚观的反思,现代刑事政策发生了某些转向。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社区矫正、保护被害人、“除罪化”等刑事理念的影响下,现代国家对于轻罪案件中被指控人的处遇问题作了重新审视。缓起诉制度时被指控人虽有“去犯罪标签”之功能,但其适用不当可能侵蚀法官保留原则、滋生检察官权力滥用,进而有损刑事司法的谦抑性。我国未来如果引入缓起诉制度,应当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并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     

限制公安侦查阶段轻伤害刑事和解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因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双方达成一定和解协议,从而不再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轻伤案件处理的“刑事和解”,也就是调解。实际生活中,重伤、绑架、强奸也有双方和解处理的,甚至故意杀人也有以“赔命价     

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

一、引言随着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传统的“报复性司法”所存在的缺陷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一大背景下,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或者说“恢复性”司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应运而生并在不少国家得到如火如荼地发展。尤其是在英美法系,“恢复性司法”正在广泛适用。如,在英国,2000年就有1700名重罪案,如强奸、抢劫等,仅仅通过“告诫”这种非常简单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结案。在美国,有90%的未成年被告人未入监,其中绝大部分以“恢复性司法”方式结案。…     

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可采性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指的是一项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而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并被采用.我国的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表述的时通常将其表述为“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引入可采性这一概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论刑事司法实践中保护被害妇女名誉问题

论刑事司法实践中保护被害妇女名誉问题马长生，胡凤英为了保护被害妇女的名誉，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强奸、流氓侮辱妇女等阴私案件时，必须注意工作方法．一、要从多方面收集证据，尽量减少询问被害妇女的次数被害妇女是强奸和流氓侮辱妇女等阴私案件的直接见证人，查证这...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证据效应

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中形成鉴定结论等法定证据的重要手段,它对查明事实真相、侦查破案、执法办案和案件诉讼发挥着支撑作用。案件事实只能依靠证据来推断,但证据有真有假,所以, 正确认定证据,是正确判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有学者甚至建议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准则改为“以证据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其实质就是要遵循现代司法活动中“以证据为本”的原则,即司法证明必须以证据为本源和基石,司法活动必须以证据为中心。正因如此,刑事技术鉴定的证据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准则之探述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刑官的具体刑事法行为的采取往往遵循一定的准则。当我们以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立足于挖掘传统刑事司法智慧,考察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抽象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它遵循“文书约束”准则,追求“法律之治”。此外,它遵循“据证推事”和“察情推事”准则,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证据和逻辑基奠;它推崇有限公开准则,以达到教化民众和阻吓犯罪的双重目的;它奉行效率准则,还灵活地采取了协作准则,以保证整个传统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运行,实现刑官所追求的“无讼”的理想帝国秩序。     

论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

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从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向目的型刑事司法观的转型过程。我国当前盛行着的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导致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权力观念及追诉观念的错位,进而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法司法行为。目的型刑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观,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构建这一新型司法观必须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确立程序法定观念,摒弃权力本位观念,矫正异化的追诉观念。     

“婚内强奸”行为入罪及立法设计

长期以来,“婚内强奸”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争议的焦点,在现行有关强奸罪的刑事立法框架内,由于缺乏统一的内型化标准,各地司法机关对“婚内强奸”行为是否立案、如何定性,往往莫衷一是、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难度.对此,笔者不甚揣索,乞求通过对“婚内强奸”进行“量刑化”可行性分析,以厘清该种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论,进而为立法研究提供考量建议.     

浅议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并行的行刑方式，是一种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司法行政部门为工作主体的刑事执法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检察机关对其应享有检察监督权。应该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便于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有序地进行。     

证据性权利：跨境刑事证据的一个阐释框架

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深化,跨境刑事证据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司法现象。证据获取与采纳的法律依据相互分离是跨境刑事证据的核心特征。因此,对跨境刑事证据来说,着眼于共通价值的证据性权利是一个更好的阐释框架,优于以制度差异为基础的模式对比范式。证据性权利具有联结取证程序与证据采纳、容许对规则差异实质解释、是制度性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等特征。证据性权利反映了刑事证据法的趋同发展,根植于理性主义与权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需要和国际人权标准构建的产物。将证据性权利作为阐释框架,可以化解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的法律跨境适用争议。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证据性权利并对权利保障模式差异作出合理解释,可以提升他国提供协助的意愿。围绕跨境刑事证据及其衍生问题,理论界应当展开以“证据合作”为主题的比较研究,积极参与证据性权利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下)

四．中国与外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及协助的实施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双边条约确定的协助范围,主要限定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与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具体说来,在条约中一般规定缔约双方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获取证人证言或鉴定人鉴定结论,搜查或扣押证据,提供物证、     

刑事司法人格化初论

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贯串到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是摆脱行为刑法制度的司法机械化弊端的必由之路,符合现代刑法的人性化、人道化发展方向.刑事司法的立足点是犯罪人,而犯罪人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统一体,即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外在表象,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的本质.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人格鉴定,将那些仅有法定的犯罪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对于犯罪人,在量刑时,要把犯罪人格矫正的难易程度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监狱行刑时,应当以矫正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进行.此外,应该把心理预防提到犯罪预防的重要地位.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刑事案件中专家证据之结构及其可采性探究

本文通过对刑事案件中专家证据的使用标准及其使用中的三个问题展开论述。多伯特诉梅里尔·道氏制药公司案及其之后相关的案件都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首先,“多伯特三部曲”的焦点在于专家证据的可验证性为切入点,把刑事司法体系推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片面地认为我们能够客观地认识事物,却脱离了认识的社会性。第二,从长远看,这种对事物认识的发展有利控方,而不利刑事被告人。第三,这种不同的影响,其结果会导致刑事司法体系不但不公正,而且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