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重史实——从唐太宗尊重史官实录而联想到的

最近看了几篇文章，原来皇帝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叫史官，这些史官多数是能秉笔直书的，因此不少善于自律的君主怕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被史官记上一笔，弄得遗臭万年，那么皇帝能不能在位时，就直接看看他的史官如何记载自己的事昵？我讲一位明君唐太宗的故事：有一次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监管朕的起居，记录我的言行，这些记录可给我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载人君言行，善恶皆录，这样人君才不敢为非作歹，没听说人君可以自取观看的。”太宗又问：“朕做了坏事，你也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时有一官员叫刘洎插嘴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士也会记的。”太宗点头称是。     

怎样看待“左”倾思潮的性质

“左”倾思潮的性质是什么?人们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左”和右一样都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背离。“左”尽管比右在认识上显得更复杂更艰巨一些,但它同右一样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张大可李家发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史记》研究成为专门学问，称“史记学”。《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并成为日本的传统学术研究。１９４９年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     

香港回归后的台湾

香港回归祖国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正当全国各界都在兴高采烈准备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台湾当局中的一些人却“别有幽情”，加紧“应变”准备，左一个会议，右一个措施，特别是“快马加鞭地三读通过《香港澳门关系条例｝）”，无非都是为了压低这个喜日的气氛，防止对台湾民心产生过大冲击。近一个时期来，台湾当局在香港问题上的言行举措，处处表现出一种被动、尴尬和有难言之隐的样子。其“立法院”所匆匆通过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许多地方更是蓄意含糊，欲言又止，使人捉摸不透。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那就是他们想千方百计地防止中共…     

热盆景

王吉海始终想不明白那个火锅店为什么要叫做“热盆景”，根据他的理解，叫个什么“老灶火锅”或是“美味火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这个问题，他甚至在空余时专门和罗二娃一起讨论过“热盆景 ”几个字和火锅有什么关系。     

重新认识“左”的实质与危害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党的十四大报告重申:“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防止“左”,就必须对“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对“左”的认识有偏差,从而使防止“左”往往不能彻底。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左”的实质与危害。     

邓小平南巡讲话

１９９２年１月下旬，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８８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在深圳发表重要讲话，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更快的速度前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思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告诫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     

为何反“左”出右、反右出“左”?

我党在七十年的领导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全党注意,这就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后出现右的错误倾向,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后又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来却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反对了这些“左”倾错误后,抗日战争初期又出现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后来却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但在1986年和1989年却出现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会反“左”出右、反右出“左”呢?     

试论主要是防止“左”

<正> (一)主要防止“左”,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今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从原则上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所当然的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右与“左”有不同的表现,对反击的重点,应当明确。虽然有的时候,挑战来自两方面,既有右,也有“左”,但更多的时候,挑战主要来自一个方面。邓小平同志“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大致产生于“文革”后期。在这之后,他一直坚持了这一思想。     

极“左”探古

极“左”探古冯士彦古代肯定无极“左”之名。但舍名求实，极“左”，古已有之。要不，儒家倡中庸之道，指出“过犹不及”，反对“矫枉过正”，便失去了针对性。如以尧舜为正，则“不及”与“过正”，皆失其道，非右即“左”。那么，商纣是右了，还是“左”了？答曰：“左...     

四大错误思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

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二、“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60年国家生日的难忘瞬间

《礼记&#183;内则》有言曰：“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于门右。”意即，家有男孩出生，应在大门左侧悬一张弓，女孩出生则在门右侧挂一条佩巾。一人之生日尚需礼示如此，一国之生日便更应有事相纪。     

谣言与谶语的文化透视

在自媒体时代，如何认知谣言与真相的关系，值得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     

土地问题的政治文化效应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点明了这一:“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所谓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惠州金山大桥：通途变迷宫

走在广东惠州的“形象工程”金山大桥上让人有点晕：当你需要过桥直行往市政府，要先右拐下桥，再左拐上桥回到直行线，走出一个大S；当你过桥去右方向时，要走左边车道；而要去左方向时，得走右边车道；当你需要向左掉头时。则需要先右掉头下桥，走出一个360度的圆形才能最终掉头。这座耗资36亿建成通车不久的大桥，被新闻媒体和惠州市民冠上了最“晕”人、最“危险”、最“复杂”的三最“迷宫大桥”称号。     

“良言”八种

古语有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人世间基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好事与坏事，成功事与失败事，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故而应该消除恶言，提倡良言。但细辨起来，“良言”的种类很多，依它内含的精神品位而论，由高到低可依序为：善言，忠言，诤言，坦言，暖言，智言，美言，丽言。     

要有政治勇气——陈毅既聚反右又敢反“左”

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左”的影响也有右的影响,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一些人总认为“左”比右好,右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所以凡事总是宁“左”勿右,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陈毅的一生既敢反右,又敢反“左,这是他的一大特点。这里就介绍解放初期陈毅在上海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片断。     

“宁‘左’勿右”思维定势成因探析

防“左”反“左”首先要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而分析并掌握这种思维定势形成的原因,则是破除“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重要前提。本文在三个重要方面对其成因进行探讨:一是在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形成的“‘左’比右好”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向;二是认为“左”倾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比右倾更容易博得谅解和同情;三是建国后人们在“左”的氛围中生活了20年,体验深刻。持续不断的“左”倾思潮的猛烈冲击,在人们的头脑中层层打上“左”的烙印,从而形成“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新知识·新信息

“三个代表”写进党章“三个代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次，“三个代表”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就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他在分析我们党内当前的政治状况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