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底线伦理”辩护:论道德建设的以“退”为“进”

底线伦理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强调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世俗道德,从一种"神性"的道德高标"退"守属人的道德底线。它是对"革命"道德和"动员式"道德的反思、解构与超越,主张确定合理的、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它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阻击,主张培养伦理底线耻感,践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强调社会底线正义以及政府的相关义务,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道德范式构建,实现社会道德进步。     

“八荣八耻”与社会主义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主要是指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不能违反的基本的规则和不能逾越的基本界限,是维系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标准。面对现实生活中经常被突破的道德底线,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了应当选择的荣辱观和道德操守,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遵循而不能逾越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应当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教育、实行社会公德法纪化、建立严格的社会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强者带头示范等举措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守社会主义道德底线。     

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看何谓“正义”

正义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不同的政治哲学流派由于对正义含义的理解不同而提出了不同的正义理论并发生相互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以权利与权力为纬度,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对象性内容,是一种理解正义概念的方法。     

“公共性”逻辑与性别正义的政治空间

文章以围绕女性"差异性身份"而产生的两种女性主义权利诉求路径为例,利用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推理方式和公民性责任的概念,辨明不同路径的女性主义可以依据公共理性证成其主张的合理性及限度,简要给出一种"公共性"逻辑指引之下的女性主义公民政治的未来方向。     

当代英美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

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在英美学者中产生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反映了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英美学者试图从马克思学说中寻求评价和制约社会之规范性准则的努力。该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如何看待正义这一问题展开,使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在论辩中得以凸显和明晰。     

走出“剥削正义”的迷雾——基于“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若干思考

"塔克—伍德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有理并且正义,极力塑造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幻相,给人们留下了模棱两可的乱象和自相矛盾的错觉,使正义的马克思被遮蔽在赞成剥削正义的迷雾中,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正义争论。实际上,马克思以正义之剑剖开资本剥削隐藏的秘密,以革命的激情谴责和抗议资本主义并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既是正义的批判者,也是正义的建构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交易正义、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解剖和归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资产阶级的正义言说抛在历史的深渊予以掩埋,彰显了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整体解构与立体建构的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还原正义的原相,奠定正义的根基,以期通达正义的王国。     

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与福利国家

许多学者认为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哲学辩护,对此罗尔斯的态度较为复杂:起初他对这类说法并无明确表态,保持了沉默(抑或默认),但到了80年代末期,他极力强调说,福利国家与"公平的正义"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冲突的。罗尔斯的理论把正义当作"分配"的正义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一种思想把握或理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是以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性建构形式做出的。虽然二者同属"新自由主义",具有某种相近之处,但是它们至少在基本理念上有所区别,据此,罗尔斯得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是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选择的结论。     

唯物史观何以言规范?——从“内在批判”解释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争”北大核心SSCI

“塔克-伍德命题”的严肃意义在于,揭示了从当代规范政治哲学范式理解马克思正义观念的缺陷。然而,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主要学者通常会采取一种“外在批判”策略以解释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立场。其中,由胡萨米与布坎南等人提供的两种代表性方案,非但无法同时避免“道德批判谬误”与“道德范畴消除论”的双重困境,反而重新陷入了当代规范政治哲学的解释困境。伍德随后为此提出的修正观点,由于混淆了马克思理解剩余价值占有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层次差异,导致其过于抽象地排除了马克思正义观念的批判性意涵。马克思在“元伦理”层面对正义的二阶反思,提供了一种从内在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进而使唯物史观实现了传统规范性范畴的形式引导与历史阶段的内在合目的性反思的统一。     

“高考移民”与社会正义

近 年来 ,我国不同地区的高考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 ,那些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省份的考生 ,认为录取分数线的差异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 ,他们的权益因为本地区较高的录取分数线而受到了损害 ;另一方面 ,那些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区 (大多数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省区 )的高考生也有理由认为 ,他们因为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 ,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分数线较低的“照顾”,而外地“高考移民”的大量涌入 ,同样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由此 ,我想到1971年 ,美国的一位犹太人德芳尼斯因华盛顿大学对少数…     

“美丽中国”语境下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正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较大幅度增长,然而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地产生公平与正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敏感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在经济转型与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为我们勾勒出“美丽中国”的发展蓝图,其中蕴含了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环境友好、和谐发展等丰富内容.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的、辩证的正义观为价值准则,倡导勤劳致富,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维护环境正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自由与平等的前提追问——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深度阐释

“社会正义”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讨论中不容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清理并剖析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回应西方政治哲学思潮的执战并开展批判性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存有若干争论。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在应对重大现实课题中彰显了其“批判”与“规范”的双重向度。     

生命政治生产与大都市——论哈特与奈格里的“空间正义”思想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空间密切相关,是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历程。亨利·列斐伏尔揭示了“空间拜物教”的实质,批判了“空间生产”,却囿于空间来理解作为劳动力的承担者的身体或生命,因而无法找到克服身体空间的拜物教的真正方法。哈特与奈格里则综合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思想,以生命或身体的创造性力量为基点来理解生命政治生产。在后工业时代,生命政治生产这一在质上占有优势的生产方式构造了与其相应的社会,即以诸众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共同性社会”,其空间呈现形式是大都市。诸众反抗资本与权力对共同性的剥夺,力图实现都市民主与全球民主,即在大都市与全球两个层面上的空间正义。     

农村妇女专业大户的“十多”与“十少”

为了解农村妇女专业大户的现状、发展过程、发展趋势,以及对广大农户的带动、促进,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我对安徽省２２个县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被调查的专业户中,根据统计数据可概括出十多十少。十多,即养殖、种植户居多占６６．３％,独家经营的居多占８２．７％,自筹资金的居多占８２．６％,生产初级产品的居多占３７．８％,产品在省内销售的居多占７０％,起步时投资１０万元以内的居多占８７．５％,现有资产规模５０万元以下的居多占７０％,年产值５０万元以内的居多…     

公共政策何以偏离正义——兼论“公民不服从”的现实意蕴与正当前提

公共政策总是指向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目标的达成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本质应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并不能始终不渝地追求正义目标。政策主体的错位、缺位和程序正义的不足以及制度权威的失落等原因,往往导致公共政策偏离正义。在一定的正当性前提下,对于偏离正义的公共政策,＂公民不服从＂具有独特的现实意蕴。     

“自媒体”时代更需坚守道德与法律底线

2012年4月5日《广州日报》刊登评论员的文章,最近,一些在网上编造谣言者被警方依法拘留,一批传播谣言的网站被依法查处。这再次警醒我们,即便是“虚拟世界”,一旦人们的行为越过了法律允许的边界,或给公众和社会造成了危害,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自媒体时代更需坚守道德与法律底线。     

井冈精神 薪火相传——无党派人士理论研究班“理想与信念”现场教学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9月9日晚从北京开往井冈山的Z133次列车上,《十送红军》等红色歌曲在车厢里回荡。     

“聚焦张江”十年：回顾与展望

弹指十年,风雨兼程。当我们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字而欣慰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怀那些默默无闻的建设者;当我们为一家家蒸蒸日上的企业而喜悦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怀那些卧薪尝胆的创业者;当我们为一项项技术突破的成果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怀那些励精图治的创新者;当我们为一步步坚定前行的足迹而自豪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怀肩上的使命。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第二次结合”的思考

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围绕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第二次结合"这一任务,重点思考了如何实现"第二次结合"这个问题,提出了系列思想或观点,如研究本国的特点,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需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避免犯大的错误或少犯错误等。这些为后来邓小平成功主导并初步实现"第二次结合"作了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