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历史观蕴含的辩证逻辑

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主张者和践行者，他的大历史观蕴含了“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形成了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党内、国内和国际历史，具有立体存在的空间意义。“形与势”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善于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明晰了历史的实质和趋势。由此，毛泽东大历史观实现了对其他大历史观理论观点的价值超越。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学习习近平关于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并围绕“掌握历史主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掌握历史主动”“为什么能够掌握历史主动”“掌握什么样的历史主动”“如何继续掌握历史主动”等基本问题。掌握历史主动，是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的内在需要，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华章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掌握历史主动，关键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有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有力支撑。新时代，我们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掌握了赢得人民拥护的历史主动、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主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和运用好党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始终牢记并努力践行“三个务必”，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掌握历史主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论历史创造者

在文明与民主程度相对较低的历史发展的早期，“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指引作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的发展，普通民众的民主观念得到提升，他们越来越自愿地介入社会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此时，“英雄人物”的作用得到削弱，民众创造历史的力量得到释放，历史就越来越表现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教育的百年探索及现实启示

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百年历程中，党以“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为历史主题开展情感共鸣、认知共识和智慧共振的历史自信教育。党通过制定历史教育措施明确历史方向，开展历史纪念活动以塑造正确历史观、总结历史经验、建构历史评判标准，推进了百年来历史自信教育的实践创新、话语发展和精神凝练。基于党对历史自信教育的百年探索，我们要坚持时代问题导向与民族复兴目标相结合、政治立场与党管宣传原则相统一、心怀“国之大者”与培育干部人才相契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实践基石。     

中国“再出发”

5年是一个历史单元，也是一个历史起点。 2011，满载“十一五”的喜人成就，满怀“十二五”的美好憧憬，中国“再出发”。 这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浪花一朵；这5年，在中国的记忆里却是狂涛巨澜。     

中国“再出发”

5年是一个历史单元，也是一个历史起点。 2011，满载“十一五”的喜人成就，满怀“十二五”的美好憧憬，中国“再出发”。 这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浪花一朵；这5年，在中国的记忆里却是狂涛巨澜。     

“历史”与发生现象学——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观念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思想中的“平行性观念”导致胡塞尔最终从“先验现象学”转向“发生现象学”，而“历史-目的论”的途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原历史”成为了现象学的课题，这种“原历史”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对起源的“思义”。但是胡塞尔在现象学历史性的框架中使用的依旧是心理学生成的方案。胡塞尔现象学在本质上也依旧是一种“形而上学”，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解构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后现象学”，所以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最终诉诸于“书写”。     

取消“知识分子”称谓有无必要？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特有称谓。有人说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适时改变称谓，是适应潮流之举。也有人反驳应承认并尊重“知识分子”的客观存在。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习近平新世界历史观研究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全面论述了人类普遍交往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等内容。“世界历史观”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其包括霸权政治、普世价值、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等主要内容，这种“旧世界历史观”给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深重的灾难，已背离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诉求，现实呼唤“新世界历史观”的出现。习近平总书记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新世界历史观”，继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华，凸显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诉求。这种“新世界历史观”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战略构思，必将在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逐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旧世界历史观”。     

“历史的转折”与“根本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伴随着这一伟大的转折，我们党、我们国家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根本的转变”。“历史的转折”带来了“根本的转变”，“根本的转变”促成着“历史的转折”。认真地理解这一问题，可以...     

从“尧舜禅让”看历史真与假

中国历史上有“孔融让梨”的故事，也有“尧舜禅让”的故事，它们是许多历史美德的起点。尧舜先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禅让”，它是一种境界、一种榜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孔融让梨”可信，“尧舜禅让”不可信。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党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概括为三个“历史告诉我们”。第一个“历史告诉我们”，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历史告诉我们”，强调必须坚持党的事业、道路和战略；第三个“历史告诉我们”，强调永远不能忘记党的历史。这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三个理性认识。它给广大党史工作者提出了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要把这种理性的认识具体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说明党史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用历史自信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     

思想解放的先声：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从“文革”到“改革”，这种传奇式的剧变，对于国家民族不只是否极泰来，简直是起死回生。“拨乱反正”是这次历史大转折的显著标志。“解放思想”是“拨乱反正”的原动力，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解放思想”的前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导源于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是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历史性选择的基本依据。“世界历史”理论有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是提出者，列宁是继承者，邓小平是发展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中国国情分析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作出过不朽的历史功绩。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将表明：人类世界历史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在人类实现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论“现实的人”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德意志意识形态》学习札记

“现实的人”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了历史观赖以成立的真正历史基石，即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从而确立了人的真实存在。“现实的人”的理论同时又体现了人在一定历史现实中的制约性，人既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又要面对其所处的时代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起点。唯有此，才是“现实的人”。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论马克思与德里达历史研究基点之异同

历史犹如一把未解之锁，若要打开就必须选择合适的“钥匙”。而马克思与德里达正是按照各自的逻辑思维模式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钥匙”，确立了他们的历史研究基点。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始终是围绕实践展开的，而德里达则将历史置于“文本”之上，通过“延异”解释了历史的发展。对两者加以比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维度，深化对德里达解构主义历史观的解读与认知，最终澄明以比较为平台，以借鉴为旨归的理论意义。     

和谐——中国社会的历史追求

“和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和谐社会”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和谐”是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信念；“和谐”是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统治；“和谐”是老百姓追求的理想生活。因此，对“和谐”的追求在今天以及未来，都是一种必然。     

必须重视中国近代史的宣传教育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段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着用“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评判标准，存在着弱化外敌入侵的危害与夸大半殖民化“不自觉的客观进步作用”，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甚至主张改变历史宣传教育的角度，甩掉所谓的“历史包袱”，跟上所谓的“时代潮流”等观点。此类观点既违背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