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与社会结构变迁——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研究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沿着两个方向飞速前进,一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二是社会结构的屡次重大调整.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革命的生产力潜能带来了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同时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近代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递进式"特点,现代科技革命在总体上突破了以往"递进式"特点,呈现出对社会结构"跨越式"影响的新特征,并发展成为当代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网络时代的编辑素质

目前,网络媒体仍以其巨大的优势不断渗入人们的生活,同时,传统意义的编辑活动也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因其自身特点,对编辑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哲学视阈下的“毛泽东思想”CSSCI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具有深度的契合和内在的一致性。从毛泽东的"中国化"观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有其产生的深刻的哲学依据,而且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对中国革命实现条件的分析与判断、对中国革命新道路和中国革命实践手段的创造性探寻,共同组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中国革命理论,而由此也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即继承与发扬,创新与发展。     

革命与秩序:中央苏区的打“土围子”

"土围子"在中央苏区的大量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到苏区的革命动员,也对苏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中央苏区的打"土围子"即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通过对"土围子"的持续打击,不仅推动了苏区的革命动员,也促进了苏区的向外发展,同时也锻炼了红军及地方人民武装。虽然这一工作在当时党内受到非议,但从革命与秩序的角度看,打"土围子"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哲学视阈下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具有深度的契合和内在的一致性。从毛泽东的"中国化"观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有其产生的深刻的哲学依据,而且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对中国革命实现条件的分析与判断、对中国革命新道路和中国革命实践手段的创造性探寻,共同组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中国革命理论,而由此也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即继承与发扬,创新与发展。     

伟大社会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彻底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视角。通过重塑和阐扬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重申社会革命的人民中心立场、坚定革命的先锋队政党领导原则、高扬彻底革命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杜绝一切对革命的"回避态度"和"模糊化运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思考和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本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精神的高度统一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彻底,使其成为能够真正掌握群众的理论。     

白色恐怖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指向——试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大革命的失败为我党检视其错误路线提供了历史契机,"八七"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对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自身弱点、保持其革命先锋队性质和加强自身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律性认识,这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宝贵的历史启迪.     

苏俄革命视域下自由主义学人的中国革命认知

苏俄革命的成功引发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由此成为其观察与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重要蓝本。自由主义学人以苏俄革命为参照,从其渐进改造的根本立场出发,对中苏国情进行了比较,对苏俄援助、第三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多数自由主义学人认为近代中国或不需要革命、或不具备革命的条件、或革命难以成功。尽管自由主义学人理性、严谨、审慎的立场值得称道,其对苏俄及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乏闪光点,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其渐进改造的呼声与方案终被革命的声浪淹没。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情结退魅研究

所谓"情结"是指困扰乃至支配一个人的生存及发展的深层心理原因,它往往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目标。"革命情结"也就是以革命为本位的人生取向。"红色经典"文学中"革命情结"的发生主要由传统"复仇文化"雄厚的道德伦理支撑、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大部分作家自身的仇恨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文学对革命历史及新的政治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红色经典"文本中对"革命情结"的过度推崇和张扬,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审美的规训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顺服了这一规约而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对历史必要的尊重的结果。     

论康有为对“革命”的理解与迎拒

不少学者认定康有为是坚定的改良派,但对他是否支持过"革命"以及他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学界迄今未有过深入探讨。综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不仅只是"革命"的反对者,也曾是"革命"的"推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勤王(光绪帝)",他有意取"法国革命"之意,主张兴民权,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革命"。1901年清廷新政后,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他重拾"汤武革命"的道德观,否定"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后,他欲打破"革命"的政治思维定式,提出"国为公有"的"革命"本质,力图重构"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并阻止"革命"席卷文化社会领域。     

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致思理路——基于马恩在《新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文献研究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本质上仍是"双元革命"在其原则和理念上的继续,这些原本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原则并未被真正实现,但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张力以及无产阶级在当时并未完全做好准备,"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重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使他们做出如下判断: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这个结论表明他们开始从结构性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界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致思理路也从唯物史观的模式化解读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伦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再出发"一方面证实了"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对于危机与革命关系的正确把握也使得他们放弃了革命即将到来的判断,从而坚决反对立即革命和阴谋暴动的激进主张,转而等待更为成熟的革命时机,这同样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其他形形色色的革命理论区别开来。总之,经过《新莱茵报》时期的淬炼,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交相辉映中更具真理的光芒。     

也论经济学革命——以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思想为参照系

学术界对经济学革命的种种不同的理解,除了对经济学革命的衡量标准存在问题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经济概念的理解和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把握不够准确,从而把一些不能被称为革命的经济学理论,也看成是一次独立的经济学革命。以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思想来衡量经济学革命,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经济学革命建立的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以追求"市场公平"为目的的经济学理论。第二次经济学革命建立的是以"政府调控—自由市场"为基础、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的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经济学以后创立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发展和纠偏。     

执政轨道上的政党发展：以“革命性执政党”为概念框架的分析

"政党调适""政党收缩-调适""韧性威权"等概念框架把中国共产党解释为仅能适应环境的执政党,未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轨道上的发展,尤其是最新的发展。在执政轨道上,中国共产党发展执政要素,也推进革命因素的发展,其发展模式为"革命性执政党"。"两个伟大革命"提出以后,"革命性执政党"成型。革命性执政党兼容革命和执政两种因素,而且内含长期执政逻辑。革命性执政党之革命,有内、外两个层面,外部革命由社会主义道路本身的革命性来体现,内部层面的革命则是自我革命,持续维持"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党状态。"革命性执政党"具有政党学意义,可以作为一种执政党类型,有助于破解西方执政党话语逻辑。     

"人民"概念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1921—1949)

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构起自身的革命意识形态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能否找到革命主体并认识到中国革命主体的独特性是革命意识形态能否建构成功的前提,因此,表达革命主体的词语也就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焦点.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中,中共最终选择了"人民"一词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表达,并通过对"人民"概念的建构,赋予了"人民"解释世界的视角和意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革命主体思想."人民"概念与其同质概念、下位概念共同构成了支撑意识形态的框架体系.而经过建构的"人民"概念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产生了经"人民"阐述而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解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随着"为人民"思想成为民众观察、评价中共的指示器,和中共有关的思想、行动均会进入民众的头脑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和大众化.     

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但它又随时代的变化而展现其应有的价值。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党的事业先后经历了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在此过程中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革命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下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进行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精神文化的再思考与传承创新。因此,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及其特征,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系统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是一个内蕴理论引领力、历史承载力、社会参与力、政治领导力、文化推动力、物质基础力、制度规范力、组织保障力和人才凝聚力等多重要素的整体性体系,这些动力要素据其在党自我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划分为基础性、运行性和保障性三大动力类型。从驱动主体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系统蕴含着"内驱型""外驱型"及"合驱型"三种独特运作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但当前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精确性、规范性和协同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既要做好动力系统"输入"环节的"开源"和"截流"工作,也要强化对动力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并做好"输出"环节的信息反馈工作,如此才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更为坚实且长远的力量支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论析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其始终保持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直面矛盾,激浊扬清,解决党内外存在的各种问题,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动力,增强了执政能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复杂多变,需要一以贯之地进行自我革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保持自我革命的定力,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定自我革命的方向,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激发自我革命的动力,以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提高自我革命的能力。     

鲁迅广州时期与“革命文学”的遭遇及其它

鲁迅广州时期遭遇的"革命文学"与1928年所遭遇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其主流不过是政治新贵的"宣传品"。他对"革命文学"的否定不仅是对"革命文学"虚伪卑劣的揭露,更是对广州革命蜕变的批判和对文学本质价值的维护。同时,广州经历让其本就摇摇欲坠的"进化论"思想轰毁,也让其独特的"革命文学观"得以生成。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毛泽东曾经把党的建设比喻成"伟大的工程",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党建思想包括两大内容:即革命条件下作为革命党的建设和执政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建设。其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辩证统一等基本特点,对当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甘肃庆阳召开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集中了全国范围内党史、军史、国防、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相关研究的高精尖专家学者,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历史贡献、革命人物、南梁精神、红色文化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在史料挖掘、观点提炼、课题论证上进一步填补了研究空白,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