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减法

中国政府应该增加社会所需要的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但不能简单地和西方国家做对比。西方国家历史上所谓小政府到大政府的演变,是在小政府基础上的职能的增加,我们也不能被欧美国家当前大政府的趋势所迷惑,因为这个趋势的基本含义是针对金融业的监管而言的。     

浦东，改革指向政府

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就是期望通过政府的权威,节约各类交易成本,当政府的效能和交易成本等于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的效能与交易成本时,政府的职能界限就应到此为止。     

“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曾荫权的未来之路

自1997年前后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港人同胞对中央政府的理解与妥协;但是,在中央政府与民主派之间,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的精英阶层(如律师、传媒工作者)之间,仍需要双方多加交流、增进谅解、相互包容。     

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 29岁当市长,引来网友一片质疑和人肉搜索,越解释扯出的问题越多。出了意外死亡事件,有关方面缺席、妄语,甚至想遏制网上"喧哗",结果引来最多数万人的围观,冲突中出现了"专政机器"节节败退的一幕。一句"是在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不得不以当事人停职来平息各色舆论的声讨浪潮。     

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迅速。在原计划经济中,不再适应现有的经济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职能发生变化,政府需要从领导者的角色转变为开发者或监管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职能转换实现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要少走弯路,必须选择最合适的道路,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满意度与民众期望管理初探——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案例研究

满意度已经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依据。根据对汶川地震灾区群众的问卷调查,群众对政府灾后工作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满意度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对灾区入户问卷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导致灾区群众对政府灾后工作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恰当的"期望"。因此,要最大限度提高公众的满意度,就必须对灾区群众的期望进行有效管理。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     

政府建设新观察

胡锦涛首次就政府工作发表系统讲话时,突出强调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通读温总理报告,在民生领域历史投入不足、财政支出改革艰难、改革方案优选过程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提高社会事业水平与"花钱买民生改革机制"两者之间正进行务实的平衡。     

社会泄愤事件反思

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可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瓮安事件的性质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     

政府机构改革前瞻

市县政府探索建立大部门制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可借鉴顺德、深圳等地经验,统筹党委、政府机构设置,积极探索建立大经济、大规划、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大监管的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模式。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行政法视域下的政府诚信问题初探

政府诚信是构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其本身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信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政府诚信的学理依据,和评价标准的角度,揭示政府诚信的要义所在,以深化对政府诚信的认识。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相互作用，从公民社会理论出发，指出多元与合作主义作为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并提出两者合作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政府治理过程中,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大数据技术可以增强政府决策过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能够助力政府公共服务高效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以提高政府治理的精准性,使政府更好地履行现代政府职能;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中多中心协同治理局面的实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批评政府是化解官民矛盾的开始

明明一个主政官员已经劣迹斑斑,地方民众却只能噤若寒蝉,这是何等的政治景象?又哪里谈得上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呢?重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从公民能够敢于批评政府开始,就从还那些因所谓诽谤政府而身背案底的人的清白开始。     

地方政府公司化思维的正与反

<正>随着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被免职,9月10日发生在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的自焚事件看似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料,10月12日,宜黄县一名官员以慧昌为名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又引起了网民的争议。     

政府,重新走向“社会”

政府的力量直达社区,很难避免会压抑社区自我发育、自我管理的空间。但是,如果政府的资源配置主要在街道以上,就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居民难以享受到到位的公共服务,从而为稳定埋下隐患。这个悖论,构成了社区自治的一大困境。     

集体建设用地中政府地位的研究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加深,城市土地政策一步步放开,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各个城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而农村土地在法律上依然被处于限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合同相对人、地方政府、农民这四方主体之间的矛盾也由于相关制度的空白一直无法得到解决。特别是关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审批方面,政府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完全超出了其应具有的地位与作用,大大阻碍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登记制度的缺位也导致大量土地违规使用,使得农民的利益不发得到保障,而这也是我国耕地迫近十八亿亩红线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这四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与社会的效益,才能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能够做到公平合理高效,从而保障农民的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有效的政府治理”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政府是一个优势与缺陷并存的组织。合理确定职能边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消除内在缺陷,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