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趋向

本文首先列出了地方政府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明地方政府改革势在必行，进而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改革的若干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趋向。     

中央规范地方债

<正>地方政府的举债工具并不只有城投公司一类,很多地方债务都是隐性的。在部分地区,地方债务的真实规模是政府统计数据的2至3倍。在存量债务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中央的地方债新规其实是一种风险警示。中国的每一轮重大改革,都离不开财税体制的调整。同样,本轮地方债"举债自负"的新规,也应该放在国家财税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待。     

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简单而言,政府绩效就是一定时期内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成绩和效益。显然,评价政府绩效,前提在于界定政府职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推行市场导向改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重新定位既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又是行政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有限有效的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不仅仅是对因政府作为而带来社会经济变化"增量"的度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此种评价,引导政府作为,推动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地方高校开启“二次转型”

<正>继2000年前后掀起的"专升本"浪潮后,地方院校将面临重新定位的"二次转型"。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来说,是不是积极转型、转型的动力有多大,恐怕自有一番得失计算。不久前,一份"全国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技术学院名单"广为流传,据称是源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的发言。6月底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对这一消息进行了"修正":转型的院校将以应用技术型大学为方向,并不是降格为高职,提出转型申请的目前有130多所。     

地方自主发债理应禁止

去年,地方自行发债的试点曾被许多人看作地方发债自主权的突破点,这种视角未免过于盲目乐观。6月26日,全国人大对《预算法》修正草案进行二审,二审稿拟恢复现行《预算法》关于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放政府债券的规定,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据悉,初审草案中曾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许多人对于地方发债权在法律层面上的再次被"尘封"感到失望,认为"宜疏不宜堵",发债可以促进债务"阳光化"。不过,从当前的时机,中国发展事务中的权力结构来考察,禁止地方自主发债是理性的。     

地方政府创新如何可持续?(上)

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实践,正在制度层面推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举办了5届,那些获奖的项目为什么有的还在坚持和发展,有的则处于停滞的状态?     

“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物业税再启航?

只有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利益需求。     

扬州“奖励买房”背后的算盘

在现有官员考核体系不发生根本变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仍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财政"体制就会持续下去。可以预料,在房地产"救市"上,扬州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城市。今年7月1日起,凡是在江苏扬州购买成品住房(即精装修房)的个人,均可获得购房总价款4%～6%不等的补贴,不论所购房是否系首套房。这笔     

二三线楼市转向的危险信号

<正>低回报的投资,总有结束之时,必须看地方政府是否还能借到钱,是否还可以用各种理由要求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打房派"一直被城市中的"多数人"嘲笑,因为房价从来没降过。而投鼠忌器的"调控"和房价上升的现实,更让许多人的资产得以升值,久而久之,中国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对房价坚挺的笃定心理。从财务学来讲,土地是世界上少有的永不折旧的资产,但这只是指那些"好     

警惕新一轮地方“投资热”

地方"投资热"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在地方官员政绩的推动下,一次次大干快上式的地方经济竞赛在所难免,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全能政府,其辖域内资源要素动员能力会随着政治周期而循环。不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产能过剩的顽疾几乎不可能根治。     

房地产调控下的博弈

中央政策虽急急如令,在社会层面,反而激起强硬的行政调控是否会造成市场过度扭曲的争议。在地方政府层面,也遭受"软性抵抗"。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房地产市场上行政与市场,甚至于行政力量之间,彼此的博弈一直在延续。     

宏观调控中的央地博弈

在经济改革事务中,地方改革突破面临着"上位约束",许多经济资源配置仍需要中央政府的审批和管制,另一方面,中央调控目标又常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     

土地制度改革提速

许多地区的地方财政"退化"成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退化为"房地产商的附庸"。这一局面的形成要从分税制说起,因为分税制是土地财政的根源。而最新的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朝着"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方向演进,反而在"强干弱枝"的路途上越走越远,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萨科齐豪赌“新政”

为了缓解"新政"可能带来的财政危机,萨科齐正在调整公务员制度,规定所有部门的财政预算由统一部门管理,减少向地方政府的拨款,尽可能为改革留有余地。     

“十二五”,改革的大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还是在改革。经过前几年对于改革本身的反思,如今的改革也理应再出发。改革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利益调整,因为"利益比几何公理还顽强"。改革者应该敏锐捕捉有利于转型的动力因素。     

中央与地方:财权再分配

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再次划分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宽容和忍让的机制和程序,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接的构建

大部制改革启动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而食品全监管部门的改革是大部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此次改革对于食品产前、产中、产后的市场调节、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职责重新分工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剖析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分析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变迁以及影响中央与地方对接的因素,提出了大部制背景下地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对接策略。     

央地博弈“两会”时间窗

面对从上到下利益小群体相互纠缠交错的局面,在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等的形势下,地方即使拥有强烈的改革动机,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改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