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何以更好?:一个均衡协同治理框架

扶贫实践超前于扶贫理论的现实倒逼学界形成更多的知识贡献.在产业扶贫中,要维持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同治理是一个必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种力量在不同时期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和角色也不相同,可分为非均衡协同治理和均衡协同治理两个阶段.一是非均衡协同治理阶段,其重要表征是,由于制度、政策、经济社会基础...     

多重制度逻辑下产业扶贫和振兴政策的效率提升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分析产业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会发现,产业扶贫政策在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双重挤压,导致目标偏移;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冲击,造成发展错位;政治逻辑、行政逻辑主导产业发展,导致产业趋同;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弱化,造成产业层次低、链条短。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产业振兴政策效率的策略与路径包括：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聚焦人力资源潜力与农业生态潜力提升;重视创新驱动实现生态农业转型;强化制度、组织和技术协同创新力度。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中国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最直接桥梁和纽带,是落实党的政策、领导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经济、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全面振兴骨干力量,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项目,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治理,形成党组织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新时代乡村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关系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短板在"三农",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党中央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置性任务,只有乡村产业发展才能盘活乡村发展活力,激发乡村发展动力。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主体、土地、制度、党组织建设等治理要素密不可分,乡村治理和乡村产业发展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进程必然是多种治理手段和方式共同作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由治理要素组成并形成相对稳定的乡村治理结构对乡村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优化和改善乡村治理要素,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升级,既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手段,也是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实践路径。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困境与创新趋向

对于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是近期目标与发展基础,产业兴旺是远期图景与发展期望,二者的目标导向是一致的。然而,在精准扶贫框架下产业扶贫存在着诸多共性问题,主要是政府的亲和性选择影响项目布局、隐性配套为地方社会带来政策性负担、责任连带关系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乡村产业同质化发展倾向等,涉及产业遴选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组织方式、产业持续发展等方面,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也不利于实现产业兴旺。基于产业持续发展导向,贫困地区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来规范特色产业的遴选与布局,将国家财政投资集中用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地方政府则围绕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制度性供给;同时,根据种养业、乡村旅游等不同产业类型,选择适宜的经营组织模式,着力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探索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与兴旺发展。     

党建化治理：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改革创新特征和逻辑

新时代,基层改革创新的党建化色彩愈加浓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建化治理模式。党建化治理突出党建功能发挥,注重优势治理和共同缔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积极治理与为民服务相融合的治理机制及行为,注重融合发展和集成治理,致力于探索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方式。基于党建化治理视野,乡村振兴进程中推动基层改革创新要注重强化党建势能和属性治理,巩固拓展党组织为民服务功能,促进公共治理的简约高效化,全面塑造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推动引领型协同治理与积极型互动治理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促进基层社会发展和善治能力增强。     

红寺堡区:奋力绘就移民地区基层治理新画卷

2020年正值红寺堡区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产业有效衔接与发展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脱贫攻坚阶段,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在贫困地区发展起一个个扶贫产业。     

抓好产业发展牛鼻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省四场硬仗中最难打的是产业扶贫,没有产业发展,就难以如期脱贫、全面小康,也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这场硬仗的紧迫性、艰巨性和系统性,省委提出了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并明确以“五步工作法”和产业发展“八要素”为方法路径,以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抓手。     

赋能型增长与嵌入式发展：脱贫地区特色小镇何以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基于陕西省石泉县“金蚕小镇”的实地调查

精准扶贫时期,在产业扶贫政策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兴起特色小镇建设热潮。随着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这些特色小镇的角色能否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关系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调研来看,大多数特色小镇在脱贫攻坚结束后并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其长期依赖外部扶持,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未能真正融入乡土社会,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要求。陕西省石泉县“金蚕小镇”的实践经验表明,赋能型增长与嵌入式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当前脱贫地区特色小镇面临的“只能帮扶贫,难以助振兴”的发展困境。其中,赋能型增长主要通过对特色小镇的制度、经济、服务、人才方面进行赋能,为其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奠定基础;嵌入式发展则为特色小镇参与主体、产业协同、文化创新、数字技术等融入乡村社会建立起沟通桥梁,为其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提供了实现路径。     

超常轨化运行:驻村工作队的角色塑造与运作逻辑 ——基于陕南L村的田野调查

决胜脱贫攻坚期间,向贫困村派驻工作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也是党中央开展农村工作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有效工作机制。在项目扶贫场域中,驻村工作队的角色定位与运行逻辑既非一种"科层化运作"的"常轨"运行,又非一种"反科层化运作"的"逆轨"运行,而是一种超越"常轨""逆轨"等运行方式的"超常轨化运行"实践样态。这样一种运行实践的内在逻辑机理,可以从宏观层面的压力型体制下运动式和动员式的治理路径依赖、中观层面的组织场域下富有弹性化和灵活性的制度执行过程、微观层面的乡土逻辑下人格化和自利性的行为互动等三个维度加以阐释。     

宁夏扶贫开发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前瞻

宁夏扶贫开发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三西”专项建设、扶贫攻坚和综合扶贫开发三个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都有了大幅下降。回顾和总结扶贫开发工作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宁夏的扶贫开发事业。     

文化扶贫是宁夏南部山区和谐富裕发展的必要路径

宁夏南部山区农民要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做到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并重,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同步,能动地变革特定社区落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传播、注入有活力的现代文化因子,使该区域的社会群体意识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影响南疆绿洲地区精准扶贫的因素与应对策略 以南疆和田地区三个县为例

和田绿洲地区位于南疆四地州,作为新时期的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与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4年以来,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但是由于特殊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影响,脱贫攻坚仍然面临诸多困难,迫切需要结合绿洲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精准施策,促进脱贫成效的提升。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研究——以辽宁HR县为例

为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选派出大量驻村扶贫干部进驻贫困村、户进行帮扶。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存在差异,实际精准帮扶效果也明显不同。驻村扶贫干部在认知结构、素质结构、行为结构方面存在着胜任力不足的问题,导致驻村干部认知不清,角色混乱;素质不够,能力不足;行动不善,扎根不稳。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驻村干部角色转变、完善培训体系设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确保驻村扶贫干部具备较强的胜任力,助力精准脱贫事业。     

基层扶贫"微腐败":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框架

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微腐败"直接影响着扶贫成效乃至农民的获得感,成为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扶贫任务繁重的背景下,信息拥堵、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引发了政治交易成本,同时诱发了"微腐败"问题。要改变这种政治效率低下、"微腐败"高发的状态,就要找到降低政治交易成本的方法。研究表明,可以从建立承诺机制、引入差异化竞争激励机制、完善乡村治理规范体系以及建设大数据共享平台等四个方面解决基层扶贫"微腐败"问题,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

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村级集体经济问题时较多地聚焦于其功能和目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原则和要求,而较少关注到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不同村庄所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项目嵌入-公众参与"的二维分析框架和浙北J市S镇的田野调查发现:新时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由依赖纵向国家项目嵌入向组织和激活横向社会网络转变的新趋势,其发展形式呈现出政社耦合型、社会嵌入型、政治嵌入型和双重脱嵌型四种理论类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类型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发挥的分配、互惠、悬浮、兜底保障等不同功能,以及国家治理机制上的分殊。此外,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内外限制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