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源出何处

中国人最应弄明白的一个词便是“中国”。“中国”的古意是啥？“中国”的英译China究竟源出哪？这大概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翻阅《四书五经》可见《尚书·梓材》有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应该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就是说，“中国”一词三千年前便有之，但自夏、商、周直至明清，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     

“秦始皇十二铜人”今何在

史料记载,秦始皇扫六合、兼天下、筑长城、通直道、书同文、车同轨、统度量,完成了他的统一中国大业后,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收缴天下兵器,冶铸了十二个重各千石的大铜人,立在阿房宫的前殿。     

“胡”“番”“洋”：海外“进口”作物考

餐桌上，除了“胡”系列果蔬，我们还有“番”系列的，比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海椒、辣椒）、番石榴、番木瓜：还有“洋”系列的，洋葱、洋姜、洋芋（土豆）、洋白菜（卷心菜）等等。     

古代典籍中对“中国”的记载

中国，在历史上又称九州、华夏、中华、神州、赤县等。公元前5世纪中原一带的华夏部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中就有对“中国”一词及位置的记载。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位于正中，且古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乃“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之意，故称中国。对于中国一词，不同朝代的典籍。有着不同的表述。     

论“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

“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是台湾当局借助“条约”和具有“准条约”性质的“非官方协定”等规范形式,为其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效力,臆造“台湾国家形象”的各类活动的总称。“国际法形态”的发展历程可分为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前导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起始阶段和2008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在前导阶段,台湾当局形成的“正式外交关系”和“实质关系”的并行模式为后续“国际法形态”的起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存策略”和“政治印象”;在起始阶段,台湾当局放弃一中原则,在相关规范中不再反对“双重承认”,转而谋求凸显台湾的“国家属性”;在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国际和两岸形势,台湾当局推动“国际法形态”的重点转向树立“台湾国家形象”、深化“实质关系”、以“域内法”弥补“国际法”不足等方面。总结其变化趋势可知,围绕“存在证成”这一逻辑主轴,台湾当局先后采取“中国代表权”“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三种博弈策略。可以预计,台湾当局未来可能采取“以实补名”“超越主权”“以小博大”等策略,继续推进“国际法形态”发展。     

有钱能使“磨”推“鬼”

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落伍;有钱能使磨推鬼,正在时髦。前一阵子,某乳品企业“爆”出“新闻”,又把人们吓了个胆战心惊。一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终于真相“小白”,原来是该企业遭遇了竞争对手的“恶搞”。     

台湾当局借“宪政改造”推进“法理台独”评析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利用执政地位，通过“立法”、“修宪”以及修改行政法规等各种渠道，先后实现了“公投立法”、落实“公投”、“公投入宪”以及废除“国民大会”等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并且还明确宣称要在2006年展开全面“宪政改造”，2008年为台湾提供一部“合身、合用、合时”的“新宪法”，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完整、伟大的国家”。陈水扁当局虽然迫于压力声称“宪改”不涉及“主权、国号、领土”议题，但未来几年以各种手段推进“法理台独”的步伐不会停止。     

“铁公鸡”崇祯帝

我们往往把一切物体统称为“东西”。但为什么称“东西”,而不称“南北”呢？原来我国古代把木、火、金、水、土称为“五行”（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天干”,又把“五行”、     

“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

20世纪上半叶刊布于中国期刊上的苏俄通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文本。数量众多的苏俄通讯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苏俄经验中国化的主张,如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中国接受苏俄经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苏俄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学习苏俄民众的埋头苦干精神。     

“反”来“反”去

改革开放前，有一个词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就是“反”字——不管是“反革命”，还是“反动”，或者“反社会”、“反人民”，都是些一沾上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罪行。想想也是：人家都一窝蜂地往一个方向走，你却要出头逆向那么反一下，这不给大家填堵么？对你这种给大家伙找别扭的角色，那还不杀之也可，脱皮也可。     

“秘不发丧”与“密室政治”

读中国的史书,常会看到“秘不发丧”的场景。《史记》中就有很多例子。     

如何在“陪”与“审”中寻求公正与效率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几经跌宕起伏。近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定与实践操作联系还不紧密,很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对陪审员的选任、陪审案件的范围、陪审员如何履职及如何监管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待能在解决司法公正问题的同时,又解决司法的效率问题。     

引“情理”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研究

本文在以当前的法律文书制作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法官将“情理”用于判决“说理”依据。通过引“情理”入“说理”,在法官依法办案的前提下,从法理和情理等多重层面,将法律所包含的与法相调和的“情理”加以阐释,力求裁判文书的法律依据与裁判文书说理实现法理与情理等相融合。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对于提升裁判理由的说服力、增加裁判文书的可阅读性都具有积极作用。     

有些事“大一”的时候不懂

大凡舞文弄墨者都爱咬文嚼字,在下虽算不得文人,却也有这么个“癖好”。一日就忽然对“象征性”一词饶有兴趣,可查了家中几种辞书,只找到对“象征”的解释,说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比如,“红色”象征“革命”,“绿色”象征“和平”等等。而“象征性”一词,在辞书上却总也查不到。要弄懂“象征性”的意义,只有依据其“社会存在”,     

“我们”怎样治“他们”

湖南嘉禾县250名儿童血铅超标,部分家长想去外地体检被当地公安拦截,引发堵路后有村民被拘捕,县政府称这“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血铅超标的事情多有,解决起来很困难,这是规律,受损害的人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没有使损害停止下来的希望。但像嘉禾这样,外出体检都要被拦截,这还没听说过。     

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

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青海省情况看，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犯罪暴力性、团伙性、凶残性日益明显，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对青少年犯罪的早防早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为此，本人对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与前景——从2022年“九合一”选举到2024年“大选”布局

台湾地区30余年的所谓“民主化”实践,形成了两党轮替的制度环境和两党主导的政治结构,并在历次选举中多次上演。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第三势力”发展空间受限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认知乃至思维定式。近年来岛内中间选民显著成长,国、民两大党实力对比失衡,“第三势力”自主性增强,为“第三势力”发挥影响力、谋求新突破带来新机遇。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新兴“第三势力”夺得新竹市,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表现不俗,显示在一定选民结构、选举环境和选战策略的耦合下,“第三势力”具备打破岛内政治环境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和实力;尤其是与传统“第三势力”的式微相比,实现地方执政且赢得14席县市议员更凸显了民众党的一枝独秀。当然,选举结果与民众党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成立时间尚短、基层经营不足、选举经验缺乏等,并不足以掩盖其发展势头。2024年“大选”和“立委”选举,是岛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和检验“第三势力”实力的重要节点,以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能否争取中间选民凝聚基本盘,提高民意支持度向选票的转化率,以及根据国民两大党的选举布局和竞逐态势制定正确的选战策略,将决定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角色...     

“新帝国论”与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

本文对于当前美国流行的“新帝国论”进行剖析,分析了“新帝国论”的政策含义。作者认为,“新帝国论”主要是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安全政策学说,它主张凭借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优势,通过建立美国帝国来推翻现状,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秩序的权力结构,以便塑造一种与力量结构相匹配的、更有利于美国价值观、自由观的国际秩序。     

还“农民工”一种合体的称谓

又到年关岁末,自然想到了"农民工"。或许不久媒体会大张旗鼓开始报道:"民工专列"要开了,"民工潮"到来了,"民工状况不容忽视"探讨开始了,"民工维权"有所改善了……在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这样描述农民工:"(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从媒体获悉,近来一些地区政府部门为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为"农民工"一词正名,读后令笔者颇感兴趣。如西安市雁塔区委、区政府要求对"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称谓统一规范为"新市民",并出台了具体办法。     

“修宪”抑或“制宪”：撩开陈水扁“宪政改造”的面纱

5月20日，陈水扁面对岛内群众和在野势力的激烈抗争发表了“就职演说”。在这篇演说中，陈一改“大选”期间的挑衅口吻，将“公投制宪”变成了“宪政改造”，并声称“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的议题，目前在台湾社会尚未形成绝大多数的共识”而建议将其排除在“宪改范围之外”。然而，这一“宪改”的烟幕难掩陈水扁及其所代表的民进党“公投制宪”的理念与立场。为更进一步认清陈水扁当局“宪改”的本质，本文试就前六次“修宪”中民进党对“修宪”与“制宪”的态度立场加以考察，乃至对民进党上台后的“制宪”活动进行探讨，以期从客观上还原陈水扁当局“宪政改造”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