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推迟研究

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从平均初婚年龄、年龄别初婚频率及年龄别曾婚比例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婚姻推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城市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比镇和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更严重。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在1990—2010年呈现分化态势，在2010—2020年转变为趋同。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区域，其人口婚姻推迟变迁趋势更接近乡村人口的婚姻推迟变迁趋势。中国“城市—镇—乡村”的婚姻推迟变化特征是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与婚姻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初婚状态的发展变化。     

1989-2030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2010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古兰经》中的婚姻观探析

所谓婚姻,是指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古以来,人类都很注重由缔结婚姻带来的子嗣绵延,《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对其教众的婚姻之事做出了规范,至今仍影响和制约着教众的世俗婚配嫁娶。对其中的婚姻观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人们走出误区、正确了解伊斯兰教的婚姻制度。     

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用富有戏剧色彩的笔墨轻松幽默地讲述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并从中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但这种婚姻观是对婚姻的误解,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很难行得通的。     

莫斯科人的婚姻问题

笔者最近这次访问莫斯科,曾向一些苏联朋友了解那里的婚姻问题。现在把有关莫斯科人婚姻的一些情况介绍给读者。 社交与恋爱 首先,应该谈谈莫斯科男女青年的社交情况,因为这是他们恋爱结婚的前奏。总的说来,在社会舆论与有关当局的赞同和支持下,莫斯科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动是很自由、很广泛的,他们有互相认识与交往的     

德国青年的婚姻与非婚同居现状

自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的结婚人数不断下降,它已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战后德国最值得注意的两种婚姻现象,一是婚龄期的男女初婚人数在50年后持续下降,在1950至1960的十年间,15—29岁组的青年初婚人数男性下降了14%,女性下降了13%;二是婚龄推迟,24岁以后结婚的男女都在不断增加。根据德国法律,初婚年龄女性为16岁,男性为21岁,特     

佳偶天成:辽海地域传统婚俗漫谈

正对中国人来说,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它不仅是两情相悦的男女的个人结合,而且是两个家族的联合,是家族势力的延伸,因此在中华文化中婚姻是具有仪式性的重要礼俗,它表示着结为婚姻的两个家族彼此的礼敬和认同。婚姻的社会意义决定了它繁琐却充满了喜悦的仪式过程。这也决定了婚聘礼仪具有的严正与戏谑的双重内容,作为一个礼仪系统它被赋予了鲜明的地域色彩,是一个地域民风民气民间文化的典型表现,在这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辽海地域的婚礼礼俗,     

新《婚姻法》第32条与传统"七出之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古代解除婚姻的条例———“七出”与新《婚姻法》离婚部分第 32条的比较分析 ,指出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离婚自由、婚姻目的等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新旧“七出之条”针对侧重点分别是男性和女性 ;二、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离婚自由内涵不同 ,由过去片面保障男子离婚权转而以同等份量保障了男女两性共同离婚自由权 ;三、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婚姻主要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支配婚姻动机由经济、生育移向了感情。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金钱绞索上的情侣”得救了

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陈锦俶、吕虹合写的《金钱绞索上的情侣》一文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不少读者来信,对文中男女主人公在婚姻问题上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于迫害他们的人异常愤慨。     

未婚大青年的知音

五十三岁的刘津英是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的工人。近几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大年龄男女青年的婚姻牵线搭桥一千八百人次,已结婚的有七十对。去年,她被厂工会授予“红娘标兵”称号。近几年第二棉纺织厂大批老工人退休,大批青年接班进厂。青年人多,当然是件好事,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婚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那些年龄大,条件差的青年,成了婚姻问题上的“困难户”。这些牵肠挂肚的事,也常常使刘津英不安。她的一个邻居,家里有两个男青年,年龄都不小了,始终没有找到对象,麻烦的是有一个常年卧床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论当前中原地区的婚事消费——对西村三个结婚个案的考察

河南开封县西村地处中原腹地。这里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自古民风淳朴。《陈留县志》(清康熙三十年修)对中原地区的民风这样记载:“丧祭之仪,不尚烦华,宴饮之礼,尤存俭约。民性敦厚,俗尚俭啬,勤于农业,拙于商贾。婚姻殆丧无具者,族党助成之。急公输,耻私美,有古风。”但在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今天,这里的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1996年2月2日至13日笔者对西村三户结婚人家的婚事花费情况作了访问调查,现将调查情况作以整理分析,藉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该地区婚姻习俗的现实。     

十二个字的修改何以引起强烈反响——也谈江苏修改“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法规条款

一条普通的法规条文修改何以引起巨大反响？“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是否会给卖浮选嫖娼活动开了绿灯？政府提出立法修改建议的理念是什么？江苏省法制办主任孙如林继接受媒体专访之后，又亲自执笔撰写此文，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删除此款的背景、理由及折射出的政府理念。     

中国青年婚恋观的变化趋势

恋爱、婚姻覌念,作为对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男女两性如何选择、结合所持的态度,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伦理覌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具有复杂的社会内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七十年代末从中国农村兴起的,进而发展到全国各地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复兴和繁荣。随着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以及城乡人口的加速流动,随着整个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都市化建设的发展,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和     

香港人婚恋观拾趣

香港这个国际性大都会,中西文化的冲撞、并存与交融,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姻及家庭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两种婚恋观的并存和碰撞现在,人们常常听到香港青年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部分青年对婚姻的看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大量的则是另一种景象:为了追求“共偕白首”的美满婚姻,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不辞辛苦,通宵达旦甚至一连几天,在人民入境事务处结婚登记处排队注册结婚,其目的是为了能选在好日子举行婚礼.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吉日良辰对日后婚姻美满、白头到老有很大影响.从这些排队者来看,他们很在乎婚姻的天长地久.目前,持这种观念的仍占绝大多数.     

三角结构视域下的青年农民工婚姻维持研究——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基于现代婚姻的二重性,选取"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理论考察了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维持以及破坏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一群体婚姻的"现代性"特点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流动性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婚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青年农民工婚姻的这种二重性体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压抑境况。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生活福利研究

婚姻迁移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方式对女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分别对不同婚姻迁移状态农村已婚女性和婚姻迁移女性内部的生活福利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与本地已婚女性相比,婚姻迁移女性的生活福利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弱势,部分福利维度反而呈现出较好的优越性,尤其在经济、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福利方面;婚姻迁移女性内部生活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我国事实婚姻存废的思考

1994年1月12日新《婚姻登记条例》的颁布,取消了事实婚姻制度,从而否认了原司法解释中的事实婚姻所具有的合法效力,事实婚姻这一法律概念,亦因现行法律的否认而不具现实意义,仅在法学研究层面上仍有其一定的价值。法律之所以对事实婚姻作如此重大调整,意在使婚姻更有效地纳入法律调控的界域,却忽视我国的社会现实,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而有必要在婚姻立法中重新构建事实婚姻制度以完善婚姻法律制度。     

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上海市不同生育状况“80后”家庭的比较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2012-2013年上海市"80后"大规模抽样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子女数量"80后"家庭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的显著影响,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则只受到婚姻冲突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从婚姻满意度向婚姻冲突转移的趋势。子女数量与幸福感并不是线性关系,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最强,二孩群体最低,无孩群体居中。由于二孩群体婚姻冲突的程度显著高于无孩与一孩群体,同时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冲突的影响,导致婚姻冲突显著降低了二孩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